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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的勃兴 康林 本文通过对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考察了文学勃兴的原因。作者强调文学勃兴与 社会、时代的关系，论述了社会和时代的变革唤起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的觉醒，及其给文学 带来的繁荣；强调吸收外来文化对激活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分析了外国文化中有用的异质部 分给静止不动的亚洲式的落后文化注入的新血液；强调作家的时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总 结了普希金和俄国优秀作家群的价值取向以及为肇兴文学提供的宝贵经验。文学兴衰的规律 何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课题，也是一个有开拓性和有社会价值的研究课 题。许多理论家和学者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各种因素加以阐述、分析和论 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把文学的兴衰只归结为单一的某种原因，显然是片面的， 只有综合所有的因素加以研究，才能避免结论的片面性。然而，对这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 又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和占有有限的资料所能完成的。因此本文仅就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的勃 兴，来探讨文学兴起的原因，也难以避免个人认识的局限。 普希金和他的时代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背景和环境来解释文学现象，被西方 现代派斥之为“外因论”、“因果式”的研究和“起因谬说”，予以否定。美国文学理论家雷·韦 勒克在他的西方文艺学权威性著作《文学理论》（１９４２）中写道：“我们有些文学名著与 社会关系很少，甚至没有关系；就文学理论而言，社会性的文学，只是文学的一种……文学 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目的。［（１）ａ］他把文学的社会 历史研究，贬斥为“因果性”的“单向线性思维”，认为社会学派不能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 这种理论被我国擅于模仿和赶时髦的人看做是“圣经”和“真理”，他们把时代背景、作家 与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贬之为“三位一体式”的研究，认为是“拼盘”和“大杂烩”，“取消 了文学研究自身的任务”，有的甚至用“教条主义”、“公式化”和“庸俗社会学”等词语加 以否定。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反映的产物。离开了社会生活， 就没有文学。要说明文学现象，就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现象中去考察。离开生活的 前提，文学创作的产生和对其评价就失去了依据，就会造成对文学现象随心所欲的解释和评 价。普希金开创俄罗斯文学，成为“俄罗斯文学之父”并推动民族文学的勃兴和发展，是与 那个社会、那个时代分不开的。普希金（１７９９－１８３７）生在两个世纪之交，经历了 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１８１２年的卫国战争和１８２５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这两次历 史风暴，直接影响俄国文学的发展。１８１２年的反法卫国战争，唤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 促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也改变了文学的面貌。普希金在爱国主义思想激励下，诗兴大发， 他和同学一起创办手抄刊物，针对当时用法语写作的“法国病”，他开始用俄文写诗，并带 动同学形成一股新风。普希金在皇村学校留传下来的近１３０首诗，全部是用俄文写的。他 描写俄国人民反拿破仑的英勇斗争精神的长诗《皇村回忆》（１８１４）在当时享有很大的 声誉。卫国战争加强了普希金对俄罗斯人民的力量、高尚的品质和光明前途的信心。爱国主 义精神成为以他为代表的１９世纪俄国作家反对封建农奴制的力量源泉。亚历山大一世，害 怕人民革命意识的觉醒会导致专制政权与农权制的灭亡，他采取了极端反动的政策。在国外， 他成为欧洲反动“神圣同盟”的首领，镇压欧洲解放运动；在国内，他重用反动军人、陆军 部长阿拉克切耶夫和反动政客、国民教育部长戈里曾，企图扑灭一切进步思想。激烈的社会 斗争，促进人民反抗力量的增强，政治性的秘密结社在远征国外归来的进步军官中不断涌现。 “救国同盟”（１８１６）、“幸福同盟”（１８１８）、“南社”（１８２１）和“北社”（１８ ２２）相继成立，终于在１８２５年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普希金中学时代开始接触十二 月党人，并与因参加起义遭终身流放的普欣和丘赫尔别凯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彼得堡时 期，他与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尼·屠格涅夫、尼·穆拉维约夫、伊·陀尔戈鲁夫、雅库希金、 鲁宁等人经常往来，辩论社会各种问题。［（１）ｂ］１８１９年他加入了由十二月党人领导 的文学政治团体“绿灯社”。南方流放时期，他与十二月党人奥尔洛夫、符·拉耶夫斯基等 重要人物交往密切，并结识了“南社”领袖彼斯捷利上校。十二月党人起义最后虽然以失败 告终，但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贵族中优秀人物播撒的革命火种，唤醒了人民。伟大的时代 造就杰出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