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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最大表现在于，中国不仅融入国际体系，而且从国际体系的边缘已经进入到国际体系的中心区域。一方面，中国继续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坚定维护者，更重要的是也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因素不断嵌入国际体系，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也在不断创新。换言之，一方面，中国的外交理论是随着外交实践深化和不断创新的；另一方面，新的外交实践对新的外交理论也产生了新的期待。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性中，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都实现了重大且富有远见的创新。 一、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前提 任何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都是有前提的。历史积淀永远是创新的基础。近70年的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理论，是当今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前提。首先从理论前提来看，当今中国外交的理论前提主要有： 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是当今中国外交的理论大前提，迄今为止，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外交的理论血脉。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形成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就一直是中国外交理论的源头，也是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所不同的是，对外开放前与对外开放以后，以及在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在实践中也有不同的意蕴。在对外开放前，中国在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更多地强调领土主权安全与独立自主。对外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领土主权安全仍然是重要内容，但中国可能更多地强调在国际体系之中获得必要的尊重。在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之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外交理论实践中不仅没有放弃，相反得到加倍的重视。同时，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中，一方面继续强调领土主权安全和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尊重；另一方面，中国也强调自身的对外行为要尊重他国的领土主权安全、尊重他国，尤其强调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等。也就是说，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从内涵来看，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发展的。 第二，不结盟理论。中国最初是结盟外交，但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中国于1992年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这就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冷战时期的结盟外交。但实际上，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就开始奉行不结盟的外交。1984年邓小平就给中国外交进行了定位，即“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中国放弃结盟外交的主要原因是对结盟外交反思的结果。邓小平在1984年就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结盟的外交理论最终导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世界的不安全，更导致了既有意识形态的对峙更加尖锐。因此，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放弃了以意识形态为分水岭的外交方针，以国家利益为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的指导下，中国不仅能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建立起新型的国家间关系，而且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基础上构建平等、开放、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新型合作关系。中国长期以来（至少在上合组织成立15年以来）就一直在将这种新型合作关系从中亚推进到亚洲，从亚洲推广到整个世界。 第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呈现的一种世界趋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并没有真正认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这种趋势，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事实上也加入到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之中，并且是一个自为到自觉的过程。在自为阶段，中国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看法是非常谨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曾经是西方殖民体系的牺牲者，而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仍然是西方主导的，所以在没有真正实现崛起之前，中国担心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中国的安全伤害。然而，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之后，中国深深地体会到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好处。因此，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并且努力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四，现代化理论。鸦片战争使中国第一次遭遇到西方现代化的压力。从那时开始，中国开始寻找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但是，无论是魏源、林则徐还是洋务派，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找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再次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航程。但是，在新的形势之下，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