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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海权的再认识及其政策影响 海权（Sea Power）是海上传统安全的基本逻辑和决定性因素。美国是海权论的发源地，海权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支柱。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全球化、科技创新和中国海上力量快速提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内对海权有新的认识和辩论，并引发相关战略和政策的调整，这将对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海权概念的发展与西方两大主要海权战略理论 自从海权论诞生以来，海权这个概念一直没有权威的界定，随着时代主题、科技的发展，人们对海权的认识也处于不断演进之中。 作为“海权”一词的发明者，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并没有给海权以明确定义，而是用各种形式的历史范例和评论来揭示海权的实质。他认为，海权是海军运用的结果，是海军战略的产物，不同的海军战略决定着海军的特征。强大的海军必须与正确的海军战略相配合才能够最终实现海权。 一般认为，马汉所说的海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上的海权，就是指通过各种优势力量来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另一种是广义上的海权，它既包括那些以武力方式统治海洋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包括那些与维持国家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其他海洋要素。 马汉之后的学者越来越从广义角度来界定海权。例如，查尔斯·柯布格尔（Charles W.Koburger）认为，海权是影响海上事务以及從海上影响陆上事务的军事能力。 萨姆·J·坦格里迪（Sam J.Tangredi）指出，海权可以被界定为一国国际海上商业和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将军事力量投送到海上以对海洋和局部地区的商业和冲突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利用海军从海上对陆上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的总和。 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认为，海权包括海军、海岸警卫队、海军陆战队、民用海事部门以及地面和空中力量的相关支持，利用海洋及在海上或从海上影响其他方的行为或事情、决定海上或陆上事态发展的海基能力（sea-based capacity）。进入新世纪，随着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凸显，人们普遍认识到，“在21世纪，海权仅聚焦于海军和海军力量是不够的，因为威胁的性质和范围已发生变化。这种对海权扩大的界定必须包括国家与海洋关系的所有因素”。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托马斯·科林斯（Thomas H. Collins）曾指出，21世纪海权是国家安全、可靠、全面、高效利用海洋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国家需要超越纯粹用于作战的军事能力，其包括利用海洋——维护海洋资源、确保货物和人员在海上安全运转通过、保护海上边界、支持海上主权、救助海上受困人员、防止滥用（misuse）海洋。 一些学者还纠正只有海洋强国才拥有海权的错误看法，指出“海权是一个相对概念，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拥有海权，但彼此存在差异”。 戴维·冈珀特（David Gompert）认为，海权是经济、政治、技术与地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经济使其成为必要，政治决定其结构特征，技术使之成为可能，地理环境将其塑造。国际经济需要海上运输安全且可预期。国际政治中的对抗与敌对促使国家干涉他国海上贸易，导致对海军需求上升。国内政治使海军官员、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客鼓吹、策划和制定海权的细节。由人的技能和独创性界定的技术因素，既决定攻防实力对比，也决定提供最大运作优势的能力。如果技术水平等同，一国对海军建设的投入决定其海权强弱。地理环境对各国的脆弱性和海上力量投送能力有先天的影响。 尽管海权概念的内涵扩展被普遍接受，学者们也多从广义的角度看待海权，认为海上军事力量只是海权的一个因素或子集，但受传统地缘政治及海权起源的影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实中大多数人，特别是象牙塔外的人谈论海权的最终落脚点仍是海军。 在西方的海权战略理论中，美国的马汉与英国的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S.Corbett）至今仍有较大影响。由于马汉出生及成名均早于科贝特，其知名度也远高于后者，但科贝特思想自有其所长，是马汉替代不了的。 马汉对海权论进行了完整系统的阐述，其主要内容有：1.制海权是称霸世界的首要因素，“控制海洋，特别是沿着那些主要路线来控制海洋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2.海权体系，包括进入世界主要海洋的便利的地理位置，在本国沿海港口建立的海上后勤基地，一支现代化的商船队，一支强大的海军，分布在主航线上的据点，以及广阔的领土、人口、资源和经济实力。3.海军在国力中占第一位，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最终体现。海军是国家政策的工具，拥有强大的海军，才能国运昌盛，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4.海军的战略目标是在一场决战中打垮敌方舰队，争取制海权。“敌人的船只和舰队无论何时都是需要攻击的真正目标。”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击败敌人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