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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创作中的“谐”的表现 一、黄苗子概况 黄苗子（1913-2012）生于广东中山市，小学就读于香港，八岁学习书法，十二岁跟随邓尔雅先生学习书法。其早年就为香港画刊画漫画，其后在上海从事美术漫画活动，并出任上海大众出版社编辑。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州、上海、重庆等地从事艺术活动，创作出许多讽刺敌人的深入人心的艺术作品。 黄苗子有除了书法与绘画的卓越成就外，还有许多著述，其中分为三种：一种是像《艺林一枝》等古美术文编，是对吴道子、倪云林、八大山人等艺术及其史料的研究。另一类是像《画坛师友录》这种对于其相交往过的艺术大师的记录，文章中有的是其对于师友的追随交往的经过，有的是对不愉快的追思，所呈现的艺坛，甚至是那时社会的一篇繁荣景象，是记录同样也是追忆。最后一种是对其生活经历或是感悟的文章。 二、创作中的“谐”的表现 （一）书与画——概况 黄苗子先生最早跟随邓尔雅先生学习书法。在书法上，邓尔雅要求他可学各家书法，但是必须从楷、隶等严谨规矩的字入手，循序渐进，并且要求其学习“小学”，培养学术修养。在黄苗子的书法学习过程中既学习古人的书法名作，同时也对同代人的艺术进行学习借鉴，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那值得回味的监狱生活。他在自述中提到，他在狱中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不断思考。出狱后他痴迷过伊秉绶的字，但最终，随着走出伤痛的阴霾，他的字也逐渐走出伊秉绶的路子，最终在伊秉绶的隶书中融入篆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点与他的启蒙老师也有联系，邓尔雅也作古书异体的写法，在书法构成美中去探索其中的乐趣，这种探索书法结构变化的乐趣贯穿于黄苗子艺术创作的始终。 黄苗子先生的“画”主要有两种：一种的漫画，一种是我们称其为“国画”的绘画作品。另一种类型是受到他的夫人——郁风的影响下创作的，并随着其周游列国，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将对澳洲土著人以及现代风格的兴趣大胆揉入创作中，形成艺术的独特面貌。 （二）“童趣天真”的幽默之感 对于《心经》的题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书写，黄苗子和清代邓派篆刻创始人邓石如先生都曾用篆书书写过，但是由于二人的师承经历不同，其字的写法呈现相异的风格。比如“般若”二字字形不同，但是在同一笔画上我觉得黄苗子相对字体造型变化更多，更注重“曲”的表达。黄苗子先生谈艺术的时候说过：“艺术这一类东西，都宜‘曲’，不宜‘直’。”所以他的篆书字形在考虑造型时，常常利用“曲”线，这种造型方法为他的字体的一种“幽默之感”的造型特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黄苗子先生性格不拘一格，同时在艺术创作上也不墨守成规。老先生曾在出狱后效仿清代伊秉绶的书法形式，伊秉绶的隶书规矩、沉雄但不乏灵动，形体间富有变化，黄苗子最终走出其书法形式之囿，将其隶书与篆书相融合，创作出自己的风格。黄苗子的篆书以小篆为主，汲取青铜铭文和大篆的艺术形态，并将瓦文、陶文、砖文以及异体字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使其书体呈现古朴、雄厚但夸张奇特的面貌。学者熊秉明在评价黄苗子的书法时，将其书法与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相比较，并且指出篆书所本身具有的商周时代的严谨、专制甚至是作为图腾的文化意义，但在黄苗子先生的作品中，没有书法中常显现出的冷淡之感，究其原因，可能是“他的书法显示出一些绘画特点，而不是落入组成书法的文字表面象形化”。 我认为其作品中出现的“对立”因素也是形成这种幽默之感的原因之一。首先，从内容上来讲，书法常是严肃的，并往往被冠以很高的价值，篆书尤其如此，其最初的使用与图腾、巫术等相关，本身是很难与“幽默”相联系的。但黄苗子先生利用这种“严肃的书体”去表现信手拈来的小诗——“日日是好日”“雨丝风片，烟波画船”——意境之间的对比，精英式的形式与大众化的内容相融合时，出现了这给人轻松的“幽默效果”。其次是其篆书融入象形文字、青铜文字等具有图像符号效果，使其绘画性的曲线形态与相对平直的书法字体之间形成对比。 三、结语 印代表一个人的身份，诗书画印更最终形成文人画模式，这种与书法一样的象征物，而黄苗子先生的身份的代表却时常采用一方“猫形印”，这种幽默的形式不正是准确地传达出了黄苗子先生的艺术观念吗？不拘一格，不墨守成规的创新精神，天真童趣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