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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力量：论社会在工匠精神培育中的责任缺失及其觉醒 “工匠精神”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以“农与工肆之人”代表墨子和“工匠祖师”公输般所诠释的以精益求精的精神追求、精湛绝伦的技术造诣、德艺兼修的职业信仰、尽忠奉献的敬业精神为表征的“般墨精神”等即是明证。但长期以来，对工匠精神培育的研究基本处于寂寥状态，一些零星的探索多在外围游离和徘徊，未曾触及工匠精神培育的根本。202X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202X年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的论述将其推至新时代发展浪潮之中，如何培育工匠精神成为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学者们对工匠精神培育的价值、主体、路径、机制以及职业教育如何回应与抉择等展开了大量论述。然而，当前大多数研究仅从学校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角度探讨工匠精神的培育。对于一个承载了“崇尚劳动、敬业守信、精益求精和敢于创新”多重意涵，涉及价值观念、技艺传承、职业信仰等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系统而言，工匠精神培育的实质是什么？学校教育是否可以独立承担培育工匠精神的重任？社会在工匠精神培育过程中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这些问题的搁浅使得对工匠精神培育的认识陷入点状思维的闭囿之中，致使人们对学校教育寄予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同时更遮蔽了社会在工匠精神培育中的责任，阻滞了协同培育系统的形成。探讨工匠精神培育中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打破和弥合单纯从学校教育角度审视工匠精神的窠臼与不足，迈向以系统性思维和整体性视野关照工匠精神的培育。 一、迷误与确证：学校教育无法独立承担培育工匠精神的重任 当前工匠精神培育的相关研究中，凸显出“被动适应论”和“教育万能论”的运思逻辑。一方面，以“教育怎样为社会服务”为出发点，强调教育的社会责任、服务性和工具性，认为积极响应社会号召来考虑教育的站位是教育发展的优先事项，满足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需要就是教育的任务，因而，学校教育应当主动革新来适应培育工匠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将学校视作“无限教育责任公司”，不谋而合地将工匠精神的失落归因于学校教育的失责，同时将工匠精神的振兴寄托于学校教育。其结果便是将学校教育的功能无限放大，同时将社会在培育工匠精神中的责任束之高阁。 （一）工匠精神是一个多因素交织的复杂系统 对工匠精神形成正确认识是探讨其培育路径的前提。当前，“工匠精神面临着很大的认识危机——社会普遍对工匠精神的认识庸俗化、浅表化”，并由此主张通过将工匠精神融入道德教育、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中，强化职业素养教育等路径培育工匠精神。尽管确有必要，但似乎收效甚微。因而，对工匠精神的认识须回归到理性层面，以系统思维进行把握。 首先，工匠精神是匠人、匠心、匠术和匠德的合集。“匠人”是工匠精神的载体，指兼具较高技术技能和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匠术”是从事生产实践所具备的知识、技术、经验等。“匠心”是对职业的高度认同和敬畏，认可工匠及其劳作的意义和价值，热爱和忠诚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致力于成为一名优秀工匠的意愿，体现为在具体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情感等。“匠德”是对劳动的合规律与合目的的认识，并在具体劳动实践中体现出的一以贯之的践行与坚守。四者共同构成理解工匠精神的核心要旨，意味著“德艺兼修”基础上的“知行合一”。其次，工匠精神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工具理性表现为物质动力和外在动力，指向于物、技术和收益等。价值理性则表现为精神动力和内部动力，指向于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人文性等。可以看到，工匠精神涉及多重因素，是专业性、职业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既包括知识、技术技能等硬技能，又涉及价值观、态度、情感等软技能。对于这样一个既需要教育教学传授、制度规约，又需要文化熏染和道德自觉的复杂系统，单纯寄托学校、企业或社会任何一方都无法实现有效培育，需要学校、社会、企业及个体等多元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的同频共振、并肩前进。 （二）学校教育无法矫正文化传统的裹挟和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技术、匠人等长期受到鄙薄。潘光旦认为：“以往的中国文化，就大体上说，是极不利于工的发展的，儒家思想注重人，不注重物，道家思想注重自然，反对一切人类自作聪明的活动，都是和工的发展正面冲突的，……这种歧视以至于鄙夷的态度，至少在以往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是一贯的。”时至今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职业观。社会大众对技术工人，特别是基层技术工人的歧视并不鲜见，再加上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薪酬待遇等仍然低下，以至于很多人不愿意做工匠，这一状况严重影响或阻滞了工匠精神的形成。同时，长期以来，屡见不鲜的“差不多先生”“差不多精神”使很多人放弃了对精益求精的追求，也不利于工匠精神的培育。文化传统的裹挟和社会大众对“差不多精神”的集体无意识至少可以反映出两种不利于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