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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传播视角析典籍翻译 一典籍与华夏文化 典籍是用汉字记载的、历代各领域的权威性著作， 是中国历 史的见证和华夏文化的重要载体， 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 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 创造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传播华夏文化是增强文化软实力、 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未来的重要途径。 而典籍作为人 类文化多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中去 成为一种必然。因此，作为向海外传播华夏文化的桥梁，典籍翻 译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典籍是一种经过历史浓缩后带着大量文 化信息的语料：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 崇 高的爱国精神和深厚的道德情怀， 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与中庸之 道，人情之美的价值取向和含蓄蕴籍的风格追求。同时，中国古 典诗歌又从人际交往、民族心理、社会人生以及政治、思想、文 学、教育等方面对中华文化产生影响。随着更多外国人对中国古 代文化兴趣的增加，典籍英译即把中国典籍翻译为英文， 自然构 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 二典籍翻译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入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 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 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 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 数字表明， 我国大约有 3.5 万种古典书籍， 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 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 2007）。 21 世纪不但是东西 方文化合流的世纪， 还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 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等 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翻译丰富了典籍英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 的领域。 但典籍英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从 总体来说，还没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 向国外的读者译介，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决策看，文 化传播是我国决策中的弱项， 典籍英译更是如此。 国家对人文科 学的鼓励和投资的力度也远不及对自然科学的投资， 这就不能不 影响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典籍英译及其研究； 从客观环 境看，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制约了出版和翻译活动， 让它无法与 通俗小说、教材、科普读物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去竞争，英译典 籍出口也有种种困难；从译者角度分析，典籍英译人才不足，参 与典籍英译的人必须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 不计功利， 学术上 必须学贯中西， 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 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典籍翻 译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弱项。 由于上述种种现实因素， 典籍英 译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基本上自生自流， 缺乏宏 观指导，缺乏计划性、组织性。有志于典籍翻译的人数不多，且 又力量分散、势单力薄；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少数学贯中 西的中壮年译者有承上之功、 乏启下之力； 青年翻译工作者得不 到应有的培养，等等 三典籍英译的过程与标准 我国古典籍语言阐述形式和术语体现的是汉文化个性的哲 学和伦理学的知性形态，具有高度充分的抽象、概括、凝炼、整 体和多义的生命诗性表证特点， 在跨文化跨语际翻译中不再是一 个狭义的语言学和文化学的关怀和翻译问题。如老子《道德经》 第一章对“道”阐述的语言组合充分体现了汉文化的相异西人 的哲学思辨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思想形态， 体现了“道”的哲学思 辨立论于汉民族对宇宙、社会和人生认知思辨高度的抽象和整体 境界。而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学语符亦体现了汉文化对社会、 伦理道德、人格美学的抽象、整体诗性思辨的人文化哲学形态。 “仁”汉字的构建和其在《论语》、《孟子》中的阐发充分体现 了孔子、孟子对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和人格美学的思辨形态，体 现了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倡导自我修养的道德特性、 社会标准和行为准则。 中国典籍的英译过程是一个把古代汉语转换成现代英语的 过程，而从源语（古代汉语原文）到目的语（现代英语）的转换 经历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首先进行的是语内翻译， 即用现代汉语完整准确地理解典籍的古汉语原文。 这是一个在汉 语系统内进行的翻译，源语是古汉语、目的语是现代汉语；第二 阶段进行的是语际翻译，即用现代英语完整准确地表达古汉语原 文的现代汉语意思。这是一种跨语种进行的翻译， 源语是现代汉 语，目的语是现代英语。当然，这只适合于以现代汉语为母语， 同时又有能力用现代英语进行表达的译者的情况。 从典籍英译的 整个过程来看， 第一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借鉴吸收历代善注善译 的成果， 完整透彻地把握典籍。 决定典籍英译质量优劣的最重要 因素就在于译者对古文的理解上，即对古文的内容、词义、成语 典故和风格意境等方面的理解。例如《楚辞》这样的经典，历代 学者在校注译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译 者只有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泛观博览， 细心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