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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措施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身份认同是广大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却面临如下困境：法定户籍与实际居住地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难；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惑；进城期望与生存状况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迷茫。针对上述困境，文章提出若干应对措施。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7685(2011)08―0079― 03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农民工群体开始发生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复杂原因，虽然同为社会成员，但却由于身处不同的社会身份序列而在社会资源分 配上产生差异。学者们指出：在这里身份是具体化的概念， 而认同是对某一身份及与之相关联的利益分配方式的 (不 )承认与 (不 )接受，其外在形式常常表现为将周围的人划为“我 群”与“他群” 。身份认同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为行动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正当性理由或参考标准：社会资源分配、人际交往策略、社会流动方向。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可以理解为农民在与城乡居民交往 互动中，基于城乡及城乡居民差异的认识而产生的对自身身份的认知、自己感情归属或依附、未来行动归属的主观性态度，并且这一主观性态度是可以随自身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既是他与城市之间互动融合的基础，也是其市民化程度的反映。 新生代农民工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从农村到城 市打工的农村青年。据统计，我国有 1.5 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 80 后、 90 后的农民工有近 1 亿人， 约占农民工总数的 60％。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员将其特征描述为：“新生代民工有 76％未婚； 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 都没有；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更多地是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张春龙的分析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较 大差异，他们的恋土性消失、发展性增强、城市性显现，表现出更趋现代性的特点。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面临着制度性障碍、保障性弱、承受力脆弱的问题，使他们身份双重化、生活边缘化、心理失衡。 身份认同，是广大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引导和重构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直接关系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 二、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内在困境 既有户籍制度是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基本背景。同时，知识精英及大众媒体也参与了对农民工身份类别的建构。这些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乡城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反过来，农民工群体自身的身份认同，也让他们说服自己，接受在城市中的不公地位和待遇。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个体意识、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身份认同正发生动摇、产生困惑。本文着重从理论上分析这种内在的困境并试图找到应对途径。 (一 )法定户籍与实际居住地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难 对于农民工而言，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明确自己到底是 市民还是农民。但现实情况是制度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自我认同与他者定义的差别，使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陷入危机和困境之中。传统的户籍制度将国民严格区分成“市民”和“农民” 。这种户籍制度不仅仅是实施人口管理的工 具，而且还与公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国民待遇相联系。 于是，户籍制度已经不单是户籍制度本身，它成了区分不同国民身 份的重要标识。当前，虽然全国许多地区都出台了新政策和新措施，打破户籍壁垒，但是更多是属于取消形式上的户籍歧视，而那些依附在户籍上的种种不平等待遇，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高昂的生活成本，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 碍，使之产生不安定心理， 进而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 总之，制度障碍的存在，使新生代农民工尽管进入了城市，加入了 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仍保留着原来的农民身份。这种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上的错位，迫使他们忽而进入农民工阶层，忽而又退回到先前的社会身份，处在一种社会角色频繁变化的不稳定状态。 (二 )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惑 在不同社会时空中人们会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和生活行 动特点，这会给他们留下不同的社会记忆。在某些情境下， 记忆被激活或提取，从而持续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农 民工的身份认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