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聊斋志异》的自传性.docx

略论《聊斋志异》的自传性 文学作品归根结底是作家的写心之作，不仅写作品人物的 心，更是写自己的心，作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生态度、思想意 念、情感倾向、审美情趣渗透在作品的意境、情节与形象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传性。 然而， 其自传性的含义又有广狭之分。 就小说而言， 狭义的自传性是指 作家在进行创作时， 直接借鉴了个人的家庭环境与生活经历， 作 品带有个人与家庭的鲜明印记。 广义的自传性才是通过情节与形 象，间接地表露作家的情性与人格。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至清代， 进入了文人独创的成熟时代， 作 家的主体意识自然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红楼梦》是狭义自传性 小说的代表， 由于资料的极度缺乏， 招致新旧红学家们没完没了 地探索曹雪芹的家事、生平与创作情况。 《聊斋志异》的自传性 也极为明显， 由于资料丰富， 使我们对凝聚其中的作家“自我形 象”的钩辑要方便得多。 蒲松龄与曹雪芹的创作个性不同。 曹雪芹追求的是温柔敦厚 的诗教传统，皮里阳秋的史家笔法，他的主体意识在《红楼梦》 中常常是隐藏着的， 对事件和人物少有直露的褒贬。 蒲松龄则不 然，他“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 [1] 344 。在撰写这 部“孤愤之书”时，似乎无意追求那种含蓄、蕴藉的风格，往往 会直接宣泄满腔愤懑与不平之鸣。 这首先表现在那一则则的“异史氏曰”中。 《聊斋志异》继 承了中国史传文学和文言小说的创作传统， 在多数篇章后面都缀 上一段“异史氏曰”，作者要“卒章显其志”，要站出来对作品 的人物与故事进行评判，要借这个便捷的平台即兴发挥， 这是作 家主体意识的最直露的表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 而奉行者即为定例”（《促织》）与“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 比比也”（《梦狼》），表现了他的政治观；“花面相逢，世情 如鬼”（《考弊司》）与“剖腹沉石，惨冤已甚……岂特粤东之 暗无天日哉”（《成仙》），表现了他的社会观；“一钱不轻授， 正其一饭不忘者也”（《田七郎》）与“恻隐之一念可通也”（《西 湖主》），表现了他的义利观；“美善祸淫，天之常道”（《续 黄粱》）与“饮啄有定，不可以妄求”（《库官》），表现了他 的价值观；“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 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贝「色授 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娇娜》）与“情之结者，鬼神 可通”（《香玉》），表现了他的婚恋观……这一则则诉诸理性 的议论文字是我们窥测蒲松龄创作构思的独特窗口， 也是了解作 家思想观念的宝贵资料。难得的是这些评价性文字写得一点也不 呆板，直白自然，幽默风趣，仍不失聊斋风采。而且，又与前面 的人物故事紧密结合，相互生发，成为作品的有机整体，同样为 广大读者津津乐道。 借作品人物之口，传达作者的心声或卖弄才情， 是叙述体小 说和戏曲中常用的方法，也是“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 突出体现。实际上这是叙事作品中的议论文字， 是作者要借机发 挥，因此就容易游离于情节与人物之外， 弄不好会露出人工斧凿 的痕迹，就连《红楼梦》也难免这样的瑕疵。《聊斋志异》中借 人物之口抒发作者心声的情况不但极其普遍， 而且创设了合理的 语境，与情节发展自然对接，还常常能突出人物性格，实在是高 明之至。《成仙》写一位家道殷实的周生，因小事得罪了黄吏部， 被黄欺侮，周愤愤不平要与之理论。洞明世事的好友成生劝止说： “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 ”把当 政的官宰说成多是不举旗号的强盗，显然是蒲松龄刺贪刺虐的激 愤之辞，安插在这里有着极好的语言环境。 刚直的周生不听劝阻， 惹恼了邑宰，被抓进狱中严刑逼供，险些送了性命，靠成生多方 营救，才得幸免。成生直斥官府的那句话实际上是作品的重心所 在，前为铺垫，后为验证，镶嵌在跌宕起伏的情节流中，十分自 然得体。《梅女》中也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对贪官污吏的怒斥，是 一位阴间老鸨骂那个卑鄙的典史： “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 乌角带，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而翁也！ ” 显然是作者借人物之口，对贪官墨吏的有力声讨。 其语境是写小 偷夜入民宅被挚入官，典史受贿三百两银子后， 反污失主梅家少 女与之私通，要拘来检验。梅女被逼引颈自裁。男主人公封生为 典史所设的酒宴上，特招阴间老鸨出来骂宴。 这段话既是作者的 心声，又是作品人物的语言，完全符合这个虔婆的身份、年龄、 教养与性格。只这一段怒骂，就足以使这个形象跃然纸上了 在叙述性的文学作品中， 自传性更多地体现在作家笔下的艺 术形象上。因为“文艺家所塑造的最丰采的艺术形象总是能最生 动地体现他的个性心理结构的， 他总要将自己的个性心理结构所 特有的秉性熔铸到他的人物身上， 艺术形象仿佛是渗透和凝聚他 的精气和血液的亲生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