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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力救济的界定及其正当性 目前国内学界对私力救济内涵的界定存有不同的认识。 徐昕 教授将其界定为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 , 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 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况下 ,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 , 而依 靠自身或私人力量 , 解决纠纷 , 实现权利。 而范愉教授则认为私力 救济是通过私人之间、共同体内部和其他民间力量实现个人权 利、解决权益纷争的非正式机制①。很明显 ，这两种非统一认识 的主要分歧就在于私力救济是否应当包含第三方以中立的名义 介入权利救济的过程。 事实上 , 在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之外 , 还存 在着一个社会型救济的概念。 社会型救济是指某些特定组织或个 人, 根据当事者双方的共同意愿 , 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介入 , 并促 使双方自愿达成合意方案的救济方式②。 调解组织、 仲裁组织等 社会组织以中立的名义介入纠纷的解决和冲突的处理即为社会 型救济。社会型救济与公力救济存在一个类似之处 , 即两种救济 方式在权利救济的过程中首先都会存在一个事实判断的过程 , 也 即需要论证清楚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了侵害 , 侵害者是谁 , 侵 害的程度如何等。 然后再根据前述判断所得出的结论来决定是否 实施救济行为。 而私力救济的权利人无需这样一个事先判断的过 程即可毫不迟疑地去进行自己的维权活动。 可见私力救济与社会 型救济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 第三方非以中立的立场帮助权利人进 行权利的救济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 , 而若第三方③以中立的名义 介入纠纷解决的活动则应定性为社会型救济。因此笔者认为 , 徐 昕教授的观点反映了人们对私力救济的传统性理解。 一般认为 , 私力救济是先于公力救济产生的 （在原始社会人 类的权利救济方式仅仅表现为私力救济 , 而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 证的公力救济方式尚不存在 ）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 公力救济合 法性和正统性的确立使得私力救济从远古时期发展到现代已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比如远古时期的私力救济并没有对救济的时 间进行限制 , 权利人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以及发生后的任何时间都 可以自主寻求法律关系的修复 ,而在现代 , 权利人在遭受侵权损 害时进行私力救济必须有时机紧迫性以及正在发生时的条件限 制。现代社会的私力救济强调不能超过必要限度 , 而远古时期的 私力救济并未将此作为构成要件。可以看出 , 在公力救济体系日 趋完善的现代 , 私力救济生存的空间愈加狭小。但完全抛弃私力 救济制度不仅不现实 , 而且在一定情况下不利于法的价值的实 现。 公力救济总是和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联系在一起的 , 故 在救济过程中 , 不论是侵权人还是受害人实质上都不是完全主动 的 , 法律的程序性和原则性往往使当事人的主体性难以发挥尽 致。而只要可能 , 人们都希望意志自由 , 能够自主的决定自身事 务。私力救济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满足了民众的这一心理 , 体现 了当事人的自主性。 因而, 同契约社会的组成一样 , 只有当人们的 私力无法保护自身的自然权利时 , 人们才会愿意让渡出一部分自 由来保障剩余部分权利的实现。同样 , 在人们认为自己有能力保 障自身的权益时 , 也不愿意将纠纷诉诸公力救济 , 使自己的自主 性和主动性受到限制④。 综合来说 , 人们选择私力救济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私力 救济在实效性方面要强于公力救济 ; 私力救济的成本低于公力救 济; 某些公力救济制度不合理 , 程序复杂 , 技术性强 ,不确定因素 多 ; 公力救济并不能保证绝对公正地实现权利的救济 ; 公力救济 的功能有局限 ; 公力救济容易产生负的外部性 ; 通过私力救济实 现正义令当事人更展示主体性 ; 当事人自保和报复的冲动等等 ⑤。 不过并不是基于当事人的所有上述主观动因都能推导出私 力救济在现实社会中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 而是需要结合私力救济 对公力救济补充作用的客观效果来考察。 即考察私力救济是否能 体现正义、秩序等法律价值。因此 , 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私力救 济作为一种权利救济的方式得以与公力救济并存的原因有以下 几点 : 公力救济有时成本过高。如为小额债权进行诉讼 , 很可能 是赢了诉讼输了钱。通过 诉讼方式取回的债款若还不足付律师费以及其他诉讼开销 , 完全是得不偿失。 公力救济的实效性有时要弱于私力救济。 比如债权人即便 通过司法途径确认了其对债务人的债权 , 但由于执行的滞后性 , 债务人完全可以将其现有财产转移或进行挥霍 , 最终使债权人债 权得不到完整的实现。 公力救济并不能保证绝对公正地实现权利的救济。 比如在 一个借款纠纷诉讼中 ,一方当事人提供了作为证据的借条 , 其中 借条中存在“还欠款 5 万元”的措词。 双方当事人对“还”字的 理解产生了分歧 , 一方认为是“归还”之意 , 另一方则坚持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