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纲的多本”异地高考的切片调查.docVIP

第 PAGE 页 “多纲多本”异地高考切片调查 　　调查主题：　　尴尬断层　　――“多纲多本”给农民工子弟教育带来挑战　　调查人：　　中国传媒大学 周欣 胡明子 　　调查形式： 　　文献查阅、田野调查、个案访谈、问卷调查 　　一个大纲、一套教材统管全国中小学教育，这就是所谓“一纲一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一纲一本”“一纲多本”“多纲多本”。“多纲多本”有其优势，但是无疑也给跨地区转学、考试带来了困难，其中最受冲击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019级周欣与胡明子以教材版本不同给“农民工随迁子女”带来压力为切入点，通过问卷与访谈调查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工、老师、大中小学生、媒体从业者与教育专家，得出了压力源在考试不在教材结论，同时也对异地高考合理性拿出了自己证据――“多纲多本”适应现实教育需要。 　　2019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之后几个月关于“异地高考”新闻，除了如各地纷纷加快制定政策步伐、立“年内出台”“军令状”外，就是北京上海两地部分户籍人士对异地高考抵制。 　　最具戏剧性一幕发生在2019年10月18日上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信访办公室门外，一群二三十岁北京青年与一群40岁以上非京籍企业白领从观点交锋发展到了集体言语对峙。10点左右，赶来警察以信访办旁边一条小巷延伸段为虚拟界限，把冲突双方隔在两边。 　　这场言语对峙焦点是非京籍家长希望他们孩子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而京籍青年害怕被抢了录取名额城市福利。 　　不怪教材怪考试 　　“多纲多本”与分省命题好处是不言而喻，除兼顾了地区教育差距、地方教育需求外，还能促进教材创新发展，但对于跨地区转学、跨地区高考者来说，却造成很大压力，最有可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农民工随迁子女”。 　　周欣与胡明子在调查之初先对研究对象做出了界定：广义农民工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离土又离乡农村劳动力。狭义农民工指是后者。同学们此次关注对象是狭义农民工随迁子女。 　　为了验证“教材版本不同会对学生造成学习压力”，周欣与胡明子向大中学生发放了200多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150份，100份为大学生，50份为中学生。“调查大学生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初高中，如果我们发问卷给小学生，他们连高考是什么都不知道，何谈异地高考政策？这是实践中得出经验，所以我觉得大学生是有足够发言权。”周欣说。 　　在150份大学生填答有效问卷中，中小学阶段所使用教科书以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最广、占57%，居于其次是苏教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8%，华师大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2%，其他版本人数较少。或许有一定地域因素，填答问卷大学生生源地以湖南、江苏、杭州为主。 　　接触不只一种教材人数占64%，遇到了教材版本不同问题有72人。 　　在72位遇到教材版本不同问题大学生中，只有13人表示教材版本不同会影响他们融入新生活环境，有67人觉得不同版本教材对自己产生了学习压力，学习压力主要表现为考试压力。72人中有近35位同学表示，接触不同教材让其中知识连续性难以保持，近25位同学表示需要更多学习时间。 　　面对学习压力，选择直接参加考试人居多，报辅导班者其次。在个案访谈中周欣与胡明子接触学生，想“直接参加考试”学生，大多数内心想报辅导班，让考试更有把所握些。学生认为报辅导班会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 　　对150份问卷剖析，周欣与胡明子得出调查结论：多纲多本确会给学生带来学习压力，但压力源不在教材而在考试，故最终起作用是考试命题方向。 　　异地高考是归宿 　　中小学生想法比较单纯，有份问卷却让周欣印象深刻。在问卷初稿中，两位同学拟题目中有“农民工子弟”这个词，二稿时周欣觉得不妥删去了这个词。周欣在整理初稿回收问卷时发现：“有个小孩儿用笔把‘农民工子弟’这个词划掉了，改成了‘学生’。”孩子没有说出来，填完了问卷才偷偷划掉了那个让他们觉得刺眼词，这个细节让她感慨良多。 　　周欣与胡明子选择了位于北京东五环外黄渠村一个进城务工家庭做深度访谈，对于大学生来访，他们言辞表情里透着开心，但谈到子女教育、将来高考，却有明显焦虑之感。 　　这个家庭家长认为他们承受压力主要来自于经济负担与孩子升学。受访家庭家长感到“外面”（打工城市）给自己孩子所提供教育质量并没有那么好，他们之所以不让孩子留在老家，是不愿意孩子当留守儿童。 　　与很多家庭一样，受访家庭重心在孩子身上，为了能照顾好孩子而带他们来北京，如果孩子高考时异地高考仍无可能，那么家长明确表示要带着孩子去别城市，不是单把孩子送回家，也不是让孩子复读。 　　孩子们也特别能体会父母用心，一位正在读高中“农民工随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