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管理化西方行政伦理的实践诉求-2019年精选文档.docx

伦理管理化西方行政伦理的实践诉求 摘 要：在西方行政学的发展史上， 单向度的管理主义一 直居于行政实践的主流位置。然而。在三大公共运动中，这种效 率至上的思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价值因素逐渐从边缘地带 走向中心位置，公共行政的管理目标也因此由一个“ E” （效率） 转向两个“ E （效率与伦理）。行政伦理的生成与半个世纪的行 政实践证明， 西方行政伦理建设呈现出以下的“伦理管理化”的 特征：管理原则上的立法导向性、管理机构上的组织化路径、制 衡机制上的多元监督性与理论研究上的学术依托性。 长期以来，管理主义一直是西方公共行政诉求的主流路径，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 都围绕着一个“ E”（Efficiency 即效率 ） 而展开。这种“效率”的单向度诉求在威尔逊与古德诺 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都得以凸显， 并带来了 现代性的长足发展。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现 代性的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主义等局限性逐渐 显现，管理理论呼唤着另一个“ E” （Ethics 即伦理 ） 到来。在西 方三大公共运动中， 众多理论学者与实践专家进一步地将人们的 注意力引向了行政伦理， 开启了公共行政领域的管理理论从一个 的政治一行政二分说、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 西蒙的决策理论 的政治一行政二分说、 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 西蒙的决策理论 “E”向两个“ E”过渡之旅。本文中，笔者将重点放在后一个 “E”上，从行政实践中梳理了有关“伦理”的管理轨迹，并将 这种“伦理管理化”归纳为以下四个特点： 、西方行政伦理建设的立法导向性 立法导向是西方行政伦理建设的首要特征。 法治思想是西方 理性精神的产物之一， 无论是从契约精神还是从宪政法治的具体 落实来看，西方的社会、 政治、经济等领域都借助于制度、 规则、 准则等立法形式来推行。 西方行政伦理建设正是沿着契约精神与 宪政法治的内在逻辑线索的制度化轨迹前行， 因而，制度化成为 西方行政伦理建设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西方行政伦理建设这一制 度化的趋势通常借助于立法途径得以实现。 从立法的体系及法律层级来看， 行政伦理建设法制化的路径 有三：一是先制定公务人员行政伦理总法 ( 或称基本法 )，然后再 根据基本法的基本准则制定各种单项法规， 从而逐步构成公务人 员伦理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如韩国的《大韩民国宪法》规定了 公职人员总的伦理标准是： 基于国民利益的价值基础之上为全体 国民服务。宪法规定的这种伦理精神又具体在《国家公务员法》 ( 规定了公务员应遵守的基本伦理准则 ) 、《公职人员伦理法》 ( 对 行政伦理做了详细规定 ) 、《公务人员服务规定》 ( 是行政伦理的 基本要求的系统化与规范化 ) 、《韩国防止腐败法》 (将行政伦理 提高到新的高度 ) 等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体现，从而形成了完整 的公职人员伦理制度体系与法律体系。是公务人员伦理制度体 的公职人员伦理制度体系与法律体系。 是公务人员伦理制度体 现在其制定的各种公务员法律法规中。 如日本的公务员伦理制度 主要包含在《国家公务员法》、《公务员惩戒规则》、《国家公 务员伦理法》 等具体法律与规则之中。三是除了制定有关的公务 务员伦理法》 等具体法律与规则之中。 三是除了制定有关的公务 员法律法规外， 又制定了公务员的道德法或者道德准则。 美国是 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早在 1924 年，为了反对政府工作人员的 腐败行为，美国国际城市联合会通过了《行政人员伦理法规》， 1958 年，国会制定了旨在约束“所有政府雇员，包括官员”的 政府工作人员伦理准则》 ；1978 年众议院与参议院通过了 《美 国政府伦理法》 ，完成了美国行政伦理建设的法治核心内容； 1989 年布什签署了《美国政府官员及雇员的行政伦理行为准则》，这 一政府伦理改革法规向公职人员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伦理标准； 1992 年美国又颁布了内容更为详细、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 部门工作人员伦理指导标准》 。这样，通过历届政府的不断完善， 形成了既有公务员伦理基本法又有具体的公务员道德法与道德 准则的完整的法律体系。 从法律制度的内容来看， 针对政府行政实践中存在的不同问 题，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其行为， 成为西方行政伦理制度 化的又一途径。 这种专项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制定“阳光法案”。 财产申报是预防与克服政府公职人员腐 败行为的一件利器， 因而，西方众多国家都将其列入公务人员的 义务，制定了各自的“财产申报法”，即所谓的“阳光法案”。 法国的《政治家财产透明法》 即是将财产申报列入法制框架之中 的典型代表。第二，摆脱“利益冲突”。在政府公务人员的行政 行为中， 为了有效地让公务人员公平公正地行使手中的权力， 摆脱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