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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贵阳人口迁入研究 摘 要： 抗战时期，大批人口迁入贵阳，为贵阳的城市近代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贵阳市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 抗日战争 贵阳 人口迁入 抗日战争爆发后，残酷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辗转迁移至西北、西南大后方。贵阳在辛亥革命后经历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城市近代化的脚步几乎停滞不前，这一时期，伴随着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贵阳的战略行政地位极大提高，一举成为陪都重庆的南大门。1941年7月年贵阳市政府成立，为了应对人口的迁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令。以这次人口迁入为机遇，贵阳的城市近代化进程大大推进，为贵阳这座西南山城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抗战时期贵阳的人口内迁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和国民党统治中心的西移，大量难民如波似浪地涌往西南地区。难民的涌入使贵州的人口迅速增长，这种人口的暴增在武汉广州沦陷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仅“1938年11、12两个月来黔难民即达3000人”①。在全面抗战后的8年间，贵州人口由991.88万人增加到1082.72万人，净增90.8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1.3万人。总体来讲，贵州省在抗战中迁入人口的数量远远高于迁出人口的数量，人口迅速增长。抗战时期贵州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根据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1938年的统计，迁入人口的比例大致是：文教界55%，党政及国营事业21%，商人16%，工人6%，农民2%；以工商业者、知识界人士、工人等占大多数，这样的职业构成与贵州本地的人口职业构成存在较大不同。迁入人口带给贵州的远远不仅是人口数量的暴增，更改变了贵州的人口职业构成，带来了社会风气、社会心理的变化。 就贵阳一市而言，根据顾君毂写于1939年的《贵阳杂写》中载“贵阳的人口，据去年春天的调查，已有约12万人，但最近已武汉沦陷，广州失守之后，各处迁来极多，人口激增大约已不止二十万人了”②，足见在1939年间贵阳人口增长之迅速。1941年的贵阳政府统计数据为“本市人口，三十七年度年终统计数字为150保，1725甲，48042户，222478人；本市户籍94277人，本省他县4388人，外省84343人”③，居住在贵阳的外乡人近半。就《贵阳市政》中统计的外来人口籍贯构成看，以临近的四川、湖南两省人数最多，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的难民也占了相当比例。来筑难民的性别比例很不平衡，以四川户籍的难民为例，男性人口15464人，女性人口5642人，其他各省难民的性别比例大致相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香港、九龙、缅甸等地的侨胞涌入来贵州避难，而贵阳作为省会，自然是这些难民来黔寓居的首选之地。截至1942年10月，贵阳市“登记请求救济之侨胞就达3.06万人。为了保存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大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向西南地区转移。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聚集了一大批当时的文化名人，他们的到来，使贵阳的文化生活前所未有得活跃，这一时期曾在贵阳生活的有文学家茅盾、巴金、叶圣陶、冰心、闻一多、施蛰存、张恨水、熊佛西、端木蕻良，艺术家丰子恺、叶浅予、徐悲鸿、关山月、董希文等人。 二、人口迁入与贵阳市政 由于战时城市人口的猛增，户籍管理和人口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凸显。贵阳市政府成立后，对于城市人口的户籍与人口统计的管理工作愈发完善，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展开户籍登记、人口统计等工作。户籍整理为警察行政之基础、社会动态之指标故故一般行政之展开，以安定秩序之保持，莫不重视于户籍行政，在设市之初，贵阳政府便将户籍管理工作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贵阳市的户籍管理工作以各联保辖境区域为单位展开，每区设户籍登记所，设户籍警长一人，户籍警察两人，专门负责户籍登记、人口调查等工作，并确定了七点工作方针：“（一）制订户籍行政实施计划；（二）制定工作进度中心；（三）训练户籍员警；（四）制定户籍行政单行法规；（五）该用户籍卡片；（六）印制户籍各种表格；（七）举行全市户口普查”。通过全市的人口普查，统计出至1942年间贵阳全市登记户籍人口数为132816人，对于全市人口职业、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也有了比较详细的统计。贵阳市开展的人口普查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贵阳的人口流动性强，部分人口居无定所，统计工作开展困难；户籍警察“均系男性”，入户调查多有不便，很难得到市民的支持；由于当时贵阳物价高涨，户籍警察工资比较低，难以维持生计，“该就他业”之事多有发生，户籍统计工作人员流失严重。面对如此窘境，贵阳市政府只好任用女性担任户籍警察，才能维持贵阳市户籍工作的继续开展。贵阳市政府还及时采取了加强警政建设、大防空洞建设、印发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