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的追寻：一个地方学基础议题及其研究路径.docxVIP

? ? ? ? ? 地方性的追寻 一个地方学基础议题及其研究路径 ? ? ? ? ? ? ? ? ? ? ? ? ? ? ? ? ? ? 一 全球化、流动性危机与地方性的追寻：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袭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信息、资本、物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已经成为全球化显著的特征，卡斯特所称的“流动性的社会”与流动性危机[1]已见雏形。 这种流动性社会的显著特征在于“流动”：人们追随着信息、被资本驱使，在不同尺度的空间范围发生移动（例如因为工作而改变居住地）。在不同尺度的空间移动过程中，不仅熟悉的地域空间、物质空间形态发生改变，而且熟悉的人文场景也往往物是人非，个人与社会集合体的关系也是处于不断移动变化过程中。这种变化导致在特定尺度的空间范围内，人—地—空间的关系也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 以广州为例，随着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与城市化，目前广州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以外来人口为主的移民类型的国家中心城市。在目前广州实际管理的2000万人口中，无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数量实际上已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广州已经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1万合法居留的常住外国人、超过70万来自全国各地56个少数民族的人口[2]。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省内外不同民族、种族人口进入广州，在促进广州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由于不同来源人口的语言、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带来了不同文化思想与文化的碰撞，使得本地与不同来源的外来人口之间基于广州这一空间的身份认同与地方现实之间发生断裂。对世居广州的本地人而言，对外开放不仅改变了原先熟悉的城市空间形态，而且也改变了既有的熟悉的人文场景，改变了他们既有的城市记忆：遍布大街小巷的湘菜与川菜馆如雨后春笋冒出，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操普通话甚至英语、法语等各式语言的新广州人街坊邻居。而且，更为直观的是，广州这一传统的岭南城市使用粤语的场合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压缩到家庭成员中日常生活的场合，而普通话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老广州人既有的广州城市集体记忆日渐远去，而眼前的广州日渐陌生，有的人甚至面对粤语的使用场合流失而感觉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发出“广州人不讲广州话了，还能叫广州吗？”的感慨……而对初来乍到甚至已经在广州居住相当时间的新广州人而言，面对广州的繁华市容市貌，欢欣、庆幸自己能够来到广州，可留下分享广州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常常觉得眼前的广州似乎熟悉又如此陌生，眼前的一切与自己格格不入，自己只不过是来此讨生活的过客，总觉得自己难以融入广州本地人的生活。这种离开故土，到新地域、新空间、新地方的陌生感，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不如意，总会使得故乡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可以接受的，都可以成为一种甜蜜的回忆，成为一种甜蜜的乡愁。 其实，这种个体面临迅速变化的人—地—空间的陌生，转向追求所谓的乡愁情结，不仅发生于广州，同样发生在发展迅速、外来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这些地区遭遇共同的文化问题，遇到的不同群体对特定尺度空间的认同危机，其实都可归结于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国家与市场等外部力量介入特定空间，导致个人、社群基于特定地方的认同边界逐渐被模糊化，使他们失去对特定空间的身份认同与情感依附，即所谓的“流动性危机”的一个缩影而已。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地方文化研究热潮及随后地方学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文化觉醒产物（陈海忠，2014）[3]，地方谋求经济、文化发展和地位的强烈诉求的手段（张勃，2015）[4]，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力图综合性解决城市问题，甚至是城市政府进行地方营销的产物。我国地方学发展迅速（张宝秀等，2013）[5]，截至2015年已建立的地方学达到50多个（张有智、吉淑娟，2015）[6]。随着众多的地方学研究机构的成立，研究队伍的扩大，近年来我国出版地方学专著和论文数量与日俱增。从研究论文看，根据“知网”主题检索，1978年至2015年8月以“地方学”为题目发表的文章就有63篇，其中2012年、2013年达到32篇（张勃，2015）。如果加上以论文专辑等形式出版的学术论文，则更为可观[7]。 综观国内现有的地方学研究，可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目前我国的地方学研究依旧处于草创阶段。由于各地创设地方学时均具有强烈的应用性导向，研究队伍来源复杂，目前绝大多数的地方学研究局限于地方历史文化、城市发展变迁、经济社会、民族民俗研究等领域（张宝秀等，2013），对学科建设探索动机不足，对地方学的理论研讨仍旧表面化，能够体现学科学术性的理论框架仍未建立。 作为以特定区域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地方学的宗旨是发现地方的独特性。按照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观点，地方学就是要研究某一空间（space）变为某一地方（place）的过程，并深入挖掘其地方性及其形成的过程、发展规律、地域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