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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译日本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研究(1902-1912) 摘要：晚清的学制改革中，当务之急是解决教科书的短缺问题。因为当时日本重视卫生教育并且距离中国近，汉译日本生理卫生教科书成为主流。本文从中等教育史和医学教育史的视角介绍这些教科书的种类、编者和译者，分析日本教科书的编写特点及对我国的影响。 引 言鸦片战争至甲午海战，我国的生理卫生书籍主要是由英美传教士撰写或翻译，用于介绍西方医学和卫生知识，生理学书籍如《全体新论》《全体阐微》《省身指掌》《全体通考》和《身体启蒙》等，卫生学书籍如《化学卫生论》和《居宅卫生论》等。但在甲午海战后，迫于列强入侵的外在压力和强国保种的内在需求，中国更多的士大夫加入到传播西学的行列，医学相关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骤增。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试图通过“教育救国”探索国家发展的新途径。在1904年清政府实施《奏定学堂章程》后，生理卫生首次作为初等小学堂五年级、高等小学堂四年级格致学科和中学堂三年级博物学科的一个分支正式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这些教科书适用于小学、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主要译自美国、英国和日本。早在1840年，美国教育家霍拉斯·曼(Edward Jarvis)就意识到生理学的教育价值，组织医学专家编写适合中小学的生理学书籍。1906年，设置在中学堂三年级的生理卫生率先开讲。此前，国内的生理卫生教科书主要是何燏时和谢洪赉分别译自美国斯起尔的《生理卫生：特别提到对酒类饮品和麻醉药品的使用》，但是这本书编写于1873年，偏重解剖和生理，卫生内容较少。而汉译日本的生理卫生教科书多编写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包含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内容，因此成为晚清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的主要来源。本文主要以汉译日本的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介绍其种类、编著者、译者和编校者，分析这些日本教科书的编写都有什么特点?及其对我国有哪些影响?一、汉译日本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的种类和主要的编著者、译者和编校者汉译日本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的种类甲午之前的教科书主要由英美传教士成立的益智书会出版，1877-1890年出版的教科书和图表约59种，总数约三万册，([13]，p.239)但这些书贯彻宣传基督教的思想，认为只有将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救中国。至民国成立，我国汉译日本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主要有以下9种，其中吴秀三和坪井次郎著的教科书多次被不同的出版社翻译出版(见图1)，三岛通良著的教科书修订再版次数最多(见表1)。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也不止一个版本，如文明书局还出版了由日本师范学校校长矢岛喜源次编写的《最新初等生理卫生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杜亚泉和杜就田除了为三岛通良著、孙佐译的《生理卫生新教科书》进行校订外，还在坪井次郎教科书的基础上编写了《中学生理学教科书》。教科书的主要编著者吴秀三(1865-1932)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注：今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也是日本精神病学的缔造者(见图2)。他曾于1896年赴德国和奥地利留学，学习神经病理学，是日本近代精神病学的创立者，而且日本近代的精神医学学者大部分都是受他的影响。坪井次郎(1863-1903)日本卫生学教授，医学博士。曾留学德国，在慕尼黑大学研究霍乱、结核等。他曾利用暑假时间考查宫城县的矿山，发现从业人员患有脚气病、风湿和缺氧等疾病，指出那里衣食住行的卫生条件较差，编著有《卫生家相》《卫生学总论》和《细菌学新书》等，翻译了《卫生纲领》和《工业卫生学》。三岛通良(1866-1925)日本医学博士，是明治到大正时期的日本卫生学家和医生，任教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见图3)。一战期间，他将瑞典式体操引入日本学校，也是三岛式种痘法的发明者。此外，三岛通良还著有《学校卫生学》，被称为“日本学校卫生之父”。这些教科书编著者出生于江户时代后期，幼年时恰逢明治初期的教育改革，都有留学欧洲经历，归国后成为引领国家发展的医学家和卫生学家。他们见多识广、勤于钻研、关心教育，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教育理念和提升国民健康的做法融于一书，向本国的青少年传播医学和卫生学知识。而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胡宣明、金宝善和洪式闾等人多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回国，逐渐参与到中学生理卫生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编写中，要比日本滞后约30年。教科书的主要译者和编校者华文褀和华申祺兄弟(生卒年代不详)是浙江无锡人，均是具有留日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沈王桢(1884-?)字羞儒，浙江海宁人(见图4)。1907年就读于千叶医专医科，1910年回国后经学部考验并赏给医科进士。杜亚泉(1873-1933)字秋帆，浙江绍兴人(见图5)。早年投身科举，甲午后意识到科举误人，自修多门理化课程。1898年，应蔡元培邀请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和理化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