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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谬误与前反思自身觉知——论技术人工物道德化设计的身体现象学基础 摘要：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理论以“劝导技术”和“助推技术”为其主要实践进路，通过对技术人工物的道德化设计，达成对身体行为的道德化引导。但维贝克把技术人工物道德功能的实现归结为技术意向性和技术设计，致使他无法解释产生“设计者谬误”的内在根源。通过身体的前反思自身觉知维度的引入，一方面可以把身体意向性看作是技术人工物道德化功能之实现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也能够找到导致“设计者谬误”出现的身体现象学根源。因而，基于身体现象学的技术设计进路不仅需要把对物的设计和对情境的设计结合起来，而且也要把对技术设计的反思和对技术使用的反思结合起来。 近些年来，荷兰技术哲学家彼得-保罗·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理论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俨然成为当代技术哲学最火热的研究范式之一。事实上，技术人工物的结构设计与功能实现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技术哲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以维贝克为代表的技术哲学“荷兰学派”在继承拉图尔和唐·伊德的基础上，将这一主题凸显出来，力图论证人的道德化行为和良序社会的建立皆需要以技术人工物合乎伦理的设计为基础。不得不说，以技术设计为基本方法构建良序社会的思路确实有其理论和实践优势，只要这种技术设计是在“负责任”的范围之内，我们似乎无理由过度担忧。然而，技术人工物虽然可以按照设计者的意图被运用，但也总是存在着在设计者意图之外的运用，导致“设计者谬误”的出现，甚至会产生新的难以预料的技术伦理问题。针对“设计者谬误”，维贝克强调要打通设计情境和使用情境，认为技术人工物之道德化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其本身的“意向性”维度，这使他无法洞见身体意向性在构造技术人工物之“意向性”的奠基地位，致使其“技术道德化”理论往往只围绕技术人工物的设计“打转转”，难以为“设计者谬误”的出现提供充分合理的理论解释和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案。有基于此，笔者希望揭示“设计者谬误”之所以出现的身体现象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为“技术道德化”理论提供身体现象学的解释路径和实践进路。一、技术道德化的实践进路：劝导技术与助推技术维贝克“技术道德化”理论的核心洞见在于以技术设计的物质化手段把一定的价值或规范“铭刻”到技术人工物当中，从而使技术人工物引导人们的行为符合它们所“铭刻”的价值或规范，这也就使“技术道德化”理论具备了鲜明的实践进路。这条实践进路颇有传承。维贝克不仅继承了拉图尔和唐·伊德，而且还继承了汉斯·阿特胡斯的“装置的道德化”（the moralization of devices）思想。在阿特胡斯看来，人能够“委派”（delegate）一定的道德给技术人工物，从而能够避免陷入无休止的道德争论和道德选择当中。比方说，环境保护主义者会就屋里灯泡的大小、洗浴时间的长短、汽车的性能型号等展开道德争论，这就使得人们往往因为过度争论而导致对自身行为的无休止地“反思”，从而加重了道德选择的困难和负担。为了避免这些琐碎和无谓的争论，我们应该将一定的道德“委派”给技术人工物，而这种“委派”就需要通过技术设计的手段来达成。例如，在汽车中安装速度控制装置，从而得以降低和避免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中因速度过快而导致的交通事故的风险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维贝克给出了两种类型的“行为影响技术”，即“劝导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和“助推技术”（nudges）。这两种技术也就构成了道德化技术的具体实践进路。1．劝导技术所谓“劝导技术”，就是用交互式的电脑运算系统来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的技术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化，互联网就成为了当今最为普遍的“劝导技术”。比如，当我们用智能手机APP进行网购或点外卖时，手机APP会根据用户之前的购买记录和购买偏好，自动为用户生成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商品或食物列表。“劝导技术”也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有些是通过“可见的”、人们能够意识到的方式转化人们的行为；另一些则是“不可见的”、以“潜移默化”的非认知方式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转化作用。前者如高速公路的限速标志，当驾驶员看到标志后，会根据标志的意义进行减速，这一交通标志作为可见的形式呈现给驾驶员，并转化了驾驶行为维贝克认为，在“劝导技术”的设计中，伦理考量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我们不仅要关注设计者的动机，而且也要关注劝导的方法以及劝导的结果。“劝导技术”总有在设计者预料之内和预料之外的结果。在技术设计时，所有这些结果都必须考虑在内并作出评估尽管维贝克宣称设计者应该把技术的“劝导力量”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中，以让人们理解技术人工物所具有的“劝导”功能，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模式。在大部分情况下，环绕智能和劝导技术以一种非人性的物质的方式来“驯导”（taming）人2．助推技术通过设计来影响和转化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