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冲击下的农村文化变迁-兼及当前公共讨论中的农村问题.docxVIP

? ? ? ? ? 城市化冲击下的农村文化变迁 兼及当前公共讨论中的农村问题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春节前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一位博士生写的《博士生回乡笔记：近乡情怯》发表于《东方早报》主办的“澎湃新闻”，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些年中国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常住人口统计，中国2014年的城镇化率为54.77%（按照户籍人口统计，城镇化率则是36.7%，这主要是由很多流动人口的居住地和户籍分离所致）。即使刨去统计中的水分，到2015年也约有一半中国人生活在城市里。而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的城镇化率为26.41%，约有3/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这短短25年时间里，中国城镇化进程之快速令世人震惊。在人口结构上，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入城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有2.74亿人。人口结构失衡更加剧了多数农村的凋敝景象，甚至有人戏称现在留守农村的多是“99、38、61”人群，即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 农村人口长期净流出，必然会给人一种“故乡沦陷”的感觉。最近几年，几乎每年春节之后，媒体上都会出现“记者回乡手记”“故乡沦陷”一类的文字，与此类似，《博士生回乡笔记》在2015年春节的火热应该也是这种情绪的延续。似乎只有春节这个特殊民俗，才能把农村流出的人口短暂地聚拢回来。聚散离合，物是人非，悼古惜今的感触于此时最易滋生，因此平时在公共话题中常处于失语状态的农村，由于一部分知识人春节回流，会得到短暂而又有些流于情绪化的关注。这类文章大多书写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之于农村人的痛感和无奈感。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当然体现出可贵的人文良知和情怀，然而这种常常流于情绪化的文人式感伤却常常阻碍客观认知的形成。 本文将结合个人经验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思路，来谈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在公共领域中探讨农村问题。因为涉及个体经验，先自我介绍一下：笔者曾是一名农村出身的80后大学生，读大学后家庭搬入县城，但同农村及农村的亲戚朋友依旧保持密切联系；笔者在攻读博士之前还有两年多的主流都市媒体任职经历，也算是有大城市生活工作经历（笔者任职的媒体分别位于上海、北京）和新闻调查的素养。从乡村到县城、从县城到一线城市的个人生活和工作经历，让笔者有能力和意愿谈论农村遭受的种种冲击和由之而起的变化。本文从一个文化研究学者（而非社会学者、经济学学者）的视角冒昧地谈一谈“三农”这个极复杂的问题，笔者的判断依托于个人长期的生活经验和作为知识人的文化常识。 一 谈论农村时常识的重要性 公共舆论中谈论农村问题的人往往并不是生活在农村的人，农民总是由他者“代言”，因为大多数农民在知识上很难准确表述自己，不得不通过文人或学者等群体来言说自己。而这些言说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代言者自身的意识形态或个人情绪。被言说者无法言说自己，会增加信息失准的风险。一旦依据错误的信息去做决断，后果非常严重。 由于因缘际会，农民在1978年获得一次自我申明、自我主张的机会，它发生在被逼无奈的情形下。这次历史际遇已为主流认可，那就是著名的小岗村事件——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村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民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冒着背叛人民公社的风险，私自分田到户。随着社会形势发展，几年之后小岗村村民自发的“边缘事件”逐渐被官方认可。原本底层自发的充满民间智慧的“边缘革命”由此成为广为人知的国家改革样板。[1] 这个例子为多数人所熟知，之所以提到它是想说明，农民群体虽然并不总能顺利地言说自己，但他们也是有判断力的，他们的判断依赖于大量生活经验和常识。在对农村问题的公共谈论中，更好的途径或许不是代农民发言，而是促成他们发言或尊重他们“用脚投票”的自由。 只有拿出平等的心态和必要的尊重才可能去恰当地观察和耐心地倾听，收集到真实可信的信息资料。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有句名言：“普通人并不是文化白痴。”[2]同理，普通农民也不是完全的被动者，他们也是有经济理性、趋利避害、追求自我完善并且对自身处境有判断的主体。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因为农民是实际的生产者、现实生活的经历者，在某些与自身相关的问题上他们反而比文人学者拥有更准确的判断。只是他们的判断没变成书面化、理论化、系统化的表述，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基于生活经验的常识。在涉及个人利益和前途的时候，农民像任何正常人一样具备很好的经济理性，他们完全有能力自行判断什么对他们更有好处，什么更有助于他们及后代的自我完善。 很多出身农村的文人学者对于农村的凋敝、沦陷会生发出深深的怀旧情绪，认为过去的农村是田园牧歌式的，如今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才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