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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鲁迅对儿童外部和内部发展的重要性 摘要：通过鲁迅日记的书账，我们可以从鲁迅对书籍的购买和有选择性的记录中，发现鲁迅关于儿童文学对于儿童外部和内部发展的重要性。 关于鲁迅，在教育学习中，我们更多了解的是他以笔代刀，用他犀利的文字与当时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斗争，以挽救生命，挽救社会。事实上，除了我们所知道的部分，鲁迅在儿童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关于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研究仍较少。本文以上海时期为背景，从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出发，根据鲁迅书账中透露的儿童文学信息，浅谈鲁迅书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鲁迅在中国文学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文学的多个领域都有所涉及，许多人会通过鲁迅将中国的近现代史甚至古代史串联起来，并将其的思想广泛运用于当代的思想培育与发展中。关于儿童文学，鲁迅多次在书信中提到“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显得这位对于古今有着深入了解而又充满想法的文学家似乎在儿童文学这部分有所欠缺。但从实际来看，在鲁迅的作品中，鲁迅对于儿童文学是有一定的关注的，并对儿童的培养有着自己独有的体系，如鲁迅在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名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中体现了鲁迅对于儿童教育的看法，和成年人与儿童区别的看法。1926年，鲁迅翻译《小约翰》，他将其称为“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在这些作品中，虽然较少关于儿童文学研究型的文字，但高度文化敏感的鲁迅在对这些作品进行创作时，在有意识地展现出自己的儿童观。从鲁迅的一手资料———鲁迅日记出发，从其中的书账来看，鲁迅在上海时期对于儿童文学类的书籍一直有所涉及。本文将以书账的角度，从鲁迅这段时期对儿童文学书籍的购入资料中，浅谈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儿童文学观。1927年，鲁迅到达上海。当时的上海政治环境复杂，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国际局势上与苏联关系恶化。同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开始过同居生活。在本文中，上海时期指的是鲁迅自1927年直至去世这段时期。在上海时期，鲁迅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父亲的身份。1929年，周海婴出生。从书账上来看，海婴的出生的时间在鲁迅日记中体现出来的是其对于儿童文学购入量的一个明显的转折。而这段时期，鲁迅对于儿童文学的支出达到了上海时期的最高值。因为鲁迅身份的转变。当一个人作为爱好型读者，想购买儿童文学书籍的心态，与其作为父亲后购买儿童文学类书籍的心态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从书账的角度看上海时期的儿童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海婴出生前，即1927-1929年的儿童文学书籍购入，第二阶段为海婴出生后，即1930-1936年的儿童文学书籍购入。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制度，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期通货膨胀爆发。而鲁迅在上海的这段时期，民国的通货膨胀速度仍处于较为缓慢的阶段，在1927-1936年通货膨胀的变化对于物价变动没有过大的影响，所以在本文中暂省略讨论通货膨胀对于鲁迅书账中的书价的影响。此处所包括的儿童文学指的是适合儿童（3-17岁）所阅读的，为儿童创作的，易于理解且具有趣味性的文学作品。基于上述前提，根据书账记录统计汇总可得下表，即鲁迅先生在上海时期儿童文学书籍的总花销量。明显看出，不论是在哪个阶段，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都有持续的支出。在1929年之前，鲁迅对于儿童文学的购入了解并不是因为受现实方面的影响，比如为了自己孩子，或.是为了自己做文章获取稿费。即使是涉及到个人利益的《小约翰》也是在1926年进行翻译的，对于上海时期的影响较小。代入时代来看，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物资匮乏且战乱频繁的年代，一位与从事与该方向关联较小的职业且个人经济水平在除去必要支出后并不富裕的人，在儿童文学方向的书籍有大量的花销，可以看得出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是有所涉及并感兴趣的，或者说，对于“儿童文学”这一领域是重视的。根据书账，可以看得出鲁迅对于儿童文学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偏向性。鲁迅对于儿童文学的选择，注重于儿童文学对儿童的整体外部发展。根据各年书账，鲁迅对儿童文学书籍选择的方向是明确的。鲁迅所选择的儿童文学书籍，绝大部分来自于国外，如日本和阿拉伯的儿童文学作品。鲁迅对于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知，而就是这样的认知和他在国外留学的经历，让他能够更加明显地看到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不足之处。以1929年为例，鲁迅所购买的儿童文学书籍原版都是来自于日本及阿拉伯等地区，符合在集外集拾遗中所说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糟粕的一面，所以他更能看得出外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有哪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籍。儿童并非缩小的大人，在儿童的教育中，并不是将成年人所学的内容全部无差别教授给儿童就叫“延续”，在鲁迅的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提到，“便是依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