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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与制度正义之辩 摘要：在正义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思想混乱的一种重要原因，是既有的正义理论缺乏“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区分。“行为正义”所指的是人们的行为是否正义，即是否符合现行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亦即是否合乎“礼”;而“制度正义”所指的则是这种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本身是否正义，即是否符合正义原则，亦即是否合乎“义”。前者只是传统伦理学的主题，后者才是一般正义论的主题。行为正义的前提乃是这种行为所遵循的制度本身(礼)是正义的，而根本上则是这种行为符合制度赖以建立的正义原则(义)。因此，不是道德决定制度，而是制度决定道德；除非正义原则本身就被视为根本道德。由此可见，作为制度伦理学的一般正义论乃是基础伦理学，而为传统伦理学奠基。 迄今为止，关于社会正义的所有理论，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分，即“行为正义”(behavioral justice)与“制度正义”(institutional justice)的区分。这是在正义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思想混乱的一种重要原因。笔者于2013年首次正式提出了这种区分：诸如所谓“正义”“正当”这样的词语，可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场合中使用：一种是指的行为的正当，亦即是指的某种行为符合某种既有的制度规范，我们可称之为“行为正义”,这显然属于规范伦理学的范畴；另一种则是指的上述制度规范本身的正当，我们可称之为“制度正义”,这才真正是正义论的范畴。……显然，并非任何制度规范都是“应当”遵守的，这里的问题在于这种制度规范本身……是否正义。例如，我们今天不必、也不应当遵守奴隶制度的社会规范。……我们没有遵从末俗、服从暴政、遵守恶法的义务。我们是首先根据正义原则来判定某种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是否正义，然后才按照这种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来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正当，例如该行为是不是道德的、或是不是合法的。笔者随即引用了罗尔斯(John Rawls)的一个说法：“一个人的职责和义务预先假定了一种对制度的道德观，因此，在对个人的要求能够提出之前，必须确定正义制度的内容。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里，有关职责和义务的原则应当在对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确定之后再确定。”一、行为正义与伦理学由于没有两种“正义”概念、即“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区分，学界所谓“正义论”(the theory of justice)这个概念也是含混模糊的，有时指涉的是关于制度正义的理论即真正的正义论，而有时指涉的却是关于行为正义的理论即传统的伦理学。(一)一般正义论的主题所谓“一般正义论”(general theory of justice),笔者指的是超越中西共时差异、古今历时差异的正义论概念这就是说，正义论是关于制度正义的理论。因此，笔者在区分“正义”的两种用法时指出：“行为正义”是指的行为是否符合现行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并非正义论的课题；而“制度正义”则是指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本身是否正义、是否符合正义原则，这才是正义论的课题上述对“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区分，笔者后来曾一度称之为“消极正义”(negative justice)和“积极正义”(positive justice)(二)“中国正义论”的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当然是西方的正义论，但西方所谓“正义论”并不总是真正的正义论。例如，西方正义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Plato)以“正义”为主题的《理想国》(而在中国，正义论同样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笔者称之为“中国正义论”这就是说，在儒家正义论的话语中，“义”指正义原则，“礼”指规范与制度，“和”指行为的正义。《中庸》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三)两种伦理学的区分上文的讨论表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伦理学是被正义论奠基的。笔者在拙文《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中曾经专门讨论过这个话题，即“正义论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一般正义论”一类是传统伦理学，它只是给出人们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却不追求这些规范的根据即正义原则；或者它们也追究这些规范的根据，“但是这种根据却是形而上学的——神学形而上学的、或者哲学形而上学的”另一类则是笔者在上述论文中所提出的“基础伦理学”(fundamental ethics),它其实就是一种“制度伦理学”(institutional ethics),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一般正义论”。前引罗尔斯之语，称“确定正义制度的内容”为“一种对制度的道德观”举个例子，笔者曾分析过安乐哲(Roger Ames)的“角色伦理学”(Confucian Role Ethics)二、制度正义与儒家正义论上文谈到，在汉语中，与“justice”相对应的“正义”概念是由荀子率先提出的。这个“正义”亦即儒家的“义”概念，它也包含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