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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价值及其特征 摘要：中国古代的史由巫出，由巫而史，导致早期史官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史前“巫”的宗教祭祀与建构道德秩序等特征，并形成史以载“道”的功能。史以载“道”使中国古代史官文化在价值理念与书写格式上均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并在战国秦汉时代层累式的构成以中原王朝为主线的五帝三王“正统”世系。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这一价值取向下的产物，它的史家价值理念与史学的书写风格对后世史学有着重要影响。 关于中国史家来源，陈梦家曾认为，上古之史官多由巫来，“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祝史巫史皆巫也，而史亦巫也”一、史由巫出：史以载“道”的内源性特点从世界人类文明起源的历史看，原始宗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认为，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便有着巫及巫术的存在。“巫术永远没有‘起源’,永远不是发明的、编造的。一切巫术简单地说都是‘存在’,古已有之的存在”在古代中国，鉴于血缘与地缘交叉性特征，聚落内部更加需要通过“祭祖”“祭天”的宗教信仰，建构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由于关系掺杂了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禁忌及早期的天文、气象、农业等科学因素，因此它常常使史前先民文化中的情感与理性、迷信与科学互相缠绕、互相依托，共同形成原始宗教的神圣价值与道德理念。《国语·楚语》所谓“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如是则明神降之”正是这种文化承载与道德建构功能，使史前的巫师群体在主持宗教祭祀、传播知识、建构道德、维护秩序等多种职能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其后随着商、周政治国家的建立，官僚职能逐步细化，在朝廷中从事巫、卜事务的巫师也逐渐从王者的政治事务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为王家服务的巫、祝、贞、史角色。所以，中国早期政府的各种官、吏大都由巫演变而来。例如商王室就有专门的“贞人”群体。这个“贞人”群体既是王室与“帝”沟通、代言之巫官，也对商王室在战争、收成、气象、出行、狩猎、婚丧等方面负有预测吉凶的职责。从商至周，巫师职能不断细化为巫、史、卜、祝等专门负责祭祀、占卜、记事的官员从职官制度看，古代史官世家也大都源于“天官”,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其父司马谈曾称其家世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二、史以载“道”:天人、王道与“助流政教”“巫”作为史前先民精神世界的大传统， 尽管在三代设官分职， 使史家与原始的“巫”职分离， 但是， 这种大传统使史官仍然具有传统“巫”的二元性特征， 即“通天道”和“达人事”, 将天道与人道、 记事与微言(大义)、 祖先崇拜与现实秩序的相互关系作为史官文化的重要目标。 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其著《史记》之重要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早在孔子删定《春秋》时，就将天道的灾异祥瑞作为上天对人世间警示而列为史书中的重要内容。当时的史官经常阐述异常天象与王朝吉凶的关系。例《左传·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认为“日过分而未至， 三辰有灾， 于是乎百官降物； 君不举，辟移时； 乐奏鼓， 祝用币， 史用辞”这种史学书写方式即“春秋笔法”,并作为古代中国的史家传统流传下来。司马迁著《史记》提出史家功能之一便是“明天人之际”。在他看来，国家大事本身就与天命相联，天时则是天意、天命之表现，如日食、月食等作为天时异象，就昭示着天对王朝国家、生民业态之渺渺意志。“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通古今之变”是自司马迁以来明确提出的史官文化揭示王朝兴替、解读历史演变的史家自觉。《春秋》继三代之“巫”“史”传统，将史笔作为维护周代礼乐秩序的重要理论武器。《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 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在司马迁等史家看来，《春秋》的书写宗旨是“拨乱世反之正”(文明起源中的艺术，是原始宗教的重要部分，也是祭祀、巫卜、道德教化的基本形式。原始艺术通过恐怖、敬仰、迷幻、崇拜等仪式性的歌、舞形式，代代流传，起着鼓励战争斗志、宣扬崇祖敬宗、传播原始道德规范的社会整合作用。正因如此，早期的巫乐、巫舞就附有强烈的政治与道德传播功能，故带有艺术审美形式的“礼乐”,也成为古代史官文化的重要书写内容。这种巫乐、巫舞与“礼乐”的结合，据传在上古颛顼时代的“绝地天通”后，就演变为“宗自为祀”“家自为祀”的氏族、部落祭祀文化。它使早期宗教形式逐步层级化、仪式化，既表现出艺术服务于“王道”的特点，也形成了“艺”以载“道”的特征，成为史家笔法中的必有之“义”。故在《史记》的历史书写中，以音律、乐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