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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华南地区的抗日根源研究 摘要：1938年10月，日军进犯广东，华南抗战打响。中共迅速组建以曾生、王作尧两部为主的抗日武装力量。1940年3至8月间，曾生、王作尧两部东移海陆丰，遭受了巨大损失，史称“东移事件”。东移决策绝非一次简单的战略失误，通过对其决策过程的分析，可知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东移虽使曾王部队一度遭受挫折，但由此暴露的思想观念方面的缺陷亦得以集中显露，从而在党中央及时指导下，广东党和曾王部队从组织到思想均积极整改，淬炼成熟，东移遂成为东纵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亦是中共在华南地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开端。 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纵）发展史上，1940年3至8月间东移海陆丰事件（简称东移）是为重要转折点。1940年3月，曾生、王作尧率领的两支中共抗日武装（简称曾王部队，为东纵前身）受国民党军排挤，从活动的宝安、惠阳地区突围至惠东、海陆丰一带，部队人数由800余锐减至100左右，军事上完全陷于被动，弹药缺乏，给养不济，处境困难。在此严峻关头，5月中共中央指示部队重返东（莞）宝（安）惠（阳）抗日前线，不怕摩擦，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曾王部队按照指示，当年8月重返前线关于东移，既有研究多依据《东江纵队史》一、曾王部队的初创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华南抗战正式打响。中共广东省委早在1938年4月成立之际，就根据中央指示，做好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工作，并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过据时任广东省委常委、职工部长梁广回忆，省委部分领导同志在广州沦陷前，对于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重视不够，如在省委会议上，梁广“坚持要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遭到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反对”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又称曾生部队，队员300多人。与此同时，东莞亦成立由王作尧任大队长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又称王作尧部队，队员120多人。两支部队均以民间抗日团体面目出现，由中共东南特委秘密领导。从人员结构看，多为香港海员工人和青年学生，作战经验尤其军政干部严重缺乏。廖承志指出“东江一带敌情又急”，“目前最大困难在于没有恰当掌握部队的军政干部。现在所有军队干部、工作人员，党龄约不过半年者居多”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月，张文彬从延安归来，先在韶关召开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博古代表南方局参会对于此次香港会议上的分歧，张文彬总结实质是关于和国民党统一战线前途的问题，“当时坚信（统一战线）不会分裂的是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同志，宣传部饶彰风同志、南路特委书记欧阳文德（周楠）同志；而不相信长期合作的是东南特委的两个同志（作者按：当指梁广和吴有恒）及廖X同志”，“这场争论并非新老干部之间的对立”，“有些老干部也过分乐观，有些新干部过分警惕。一些新干部以为长期合作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分裂的危险，一些老干部认为将来一定分裂，必然要分裂，而且不信长期合作的可能”，由此导致“以后一部分同志在发生逆流的时候盲目乐观，一部分同志以为逆流来了立刻就要分裂，而放松对统一战线的工作”虽然争论激烈，会后东南特委还是统一思想，致电党中央和省委，表示坚决拥护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决议，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香港会后不久，梁广率梁鸿钧共赴坪山，召集曾生、王作尧召开会议，成立了隶属于东南特委的东江军事委员会（简称东江军委）(2)，统一领导曾王两部。军委会由梁广任书记，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成员包括曾生、王作尧和何与成。梁广按照香港会议精神，指示曾王部队开展斗争的正确途径，是以抗日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面目出现，从而争取国民党军队的番号。1939年5月前后，曾王部队相继获得“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和“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的国民党军队番号二、东移事件之经过曾王二部虽改用国民党番号，但在实践中部队作风仍仿照八路军，“政治指导员之外还有政治战士，帮群众割禾种地，上课的课本是讲持久战新阶段等等”，“被认为是赤色部队”1939年7月前后，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令曾生部由坪山调入增城，遭到拒绝。11月，蒋介石派遣陈诚到达广东，大造反共舆论。为应对广东掀起的反共逆流，做好必要准备，1939年11月7日，省委在韶关召开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讨论应对策略。此次会议到会18人，除省委张文彬、涂振农、王钧予等10人外，还包括粤中特委罗范群，东江特委尹林平、饶彰风，东南特委梁广，南路特委周楠，西江特委刘田夫和北江特委黄松坚在内的各特委书记。在没有上级党组织派人出席指导的情况下，会议紧张热烈会后12月，东江军委在坪山召开会议，落实省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