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合同立法模式的悖论及出路.docxVIP

? ? ? ? ? 集体合同立法模式的悖论及出路 ? ? ? ? ? ? ? ? ? ? ? ? ? ? ? ? ? ? 一 问题的提出 《劳动合同法》自颁行以来已对中国劳动关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重新塑造[1]，其中尤为引起观察者注意的是《劳动合同法》“通过授予工会新的权利以推行集体协商”[2]、“工人更有能力进行集体协商以获取更多的工资”[3]。这种认识是基于《劳动合同法》关于集体合同的法律条文设计，该法第5章第1节以6个条文的篇幅规定了集体合同的主体、内容、效力以及救济方式，以相对简要的文字建构了集体合同制度的基本框架，将作为劳资之间集体协商成果的集体合同纳入该法体系之中。从整部法律的全局来审视，该法以“劳动合同”命名，并由第1章“总则”第1条明确其立法目的是“完善劳动合同制度”，那么作为第5章“特别规定”的一部分，“集体合同”在该法中的定位应视为一种“特别”劳动合同。[4]据此，通过将集体合同界定为特别劳动合同的立法逻辑路径，《劳动合同法》完成了对集体合同制度的建构。 但是，《劳动合同法》的此种制度设计存在一个基础性的疑问，即“集体合同是劳动合同吗？”依通行认识，劳动法体系的基本分类是依据调整对象分为个别劳动关系法和集体劳动关系法，在英语文献中对应的概念是雇佣法（employment law）和劳工法（labor law）。[5]从学理角度说，劳动合同属于个别劳动关系范畴，是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建立劳动关系所缔结的合同；集体合同则属于集体劳动关系，意指工会与用人单位就工资、工时等劳动条件进行集体协商所达成的合意。《劳动合同法》采纳了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学理概念界定与分类，该法第1章第2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基于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6]，第5章第51条规定集体合同由工会或者劳动者代表与用人单位订立，并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7]但是，在此概念差异的基础上，《劳动合同法》并未在体例结构上排除集体合同，而是通过立法技术的“特别化”处理将集体合同纳入劳动合同体系中。可见，《劳动合同法》认同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所存在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具有根本性？答案有两种可能性：如果二者差异属于非根本性差异，那么集体合同可作为特别劳动合同，则应依据现有劳动合同机制实施；如果属于根本性差异，那么集体合同不应当作为劳动合同的特别类型，而是另一类独立存在的合同类型，《劳动合同法》构建集体合同制度的尝试应当予以修正。 对于如何判断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是否存在根本性差异的问题，劳动立法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因而也未形成清晰的认识。从劳动立法的历史脉络来看，《劳动合同法》建构集体合同制度的立法模式并不是没有缘由的。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劳动立法以1994年《劳动法》为肇始，至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达到了一个高峰。[8]《劳动法》作为劳动基本法简明但较为全面地列举了劳动者的各项基本权利，该法第3章以“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为名，将两类合同制度设置在同一章中，显示出彼时立法并未将集体合同作为特别劳动合同，而是将此二者视为并列的两种合同类型。但是，在条文篇幅上，劳动合同有14个条文予以规定，而集体合同仅有3个条文[9]，显示出集体合同并不是立法的重点内容。直至《劳动合同法》制定之时，在《劳动法》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之外，已有2001年修订的《工会法》和2004年颁布的《集体合同规定》相继补充完善了集体合同制度。对比上述规范性文件关于集体合同的条文内容可以发现，《劳动合同法》没有对集体合同制度已形成的框架进行实质性的改变，在整体上继受了《劳动法》和《工会法》相关规定的主要内容。[10]但是，这一继受过程不仅仅是《劳动合同法》将较为分散的集体合同规定予以整合，同时还在立法上重新界定了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关系。对于这一体例设计，有一种解释是新的劳动立法意图加强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化解劳资之间不安定的因素[11]，为此需要通过工会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进行集体协商，就主要问题达成合意[12]，以实现《劳动合同法》“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宗旨。这种观点虽然从法律功能的角度给出了一种解说，但是并没有在法理上回答集体合同的特殊性所在，亦混淆了个别劳动关系与集体劳动关系在调整机制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外界对于《劳动合同法》是集体劳动关系法（劳工法labor law）还是个别劳动关系法（雇佣法employment law）的模糊理解[13]，无助于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之间关系困惑的澄清。 鉴于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是否具有根本性差异的问题关系到《劳动合同法》体系架构的逻辑统一性，也关系到集体合同制度自身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理，继而关系到中国个别劳动关系与集体劳动关系未来法律架构与立法路径的选取，有必要从学理层面考察集体合同的概念内涵、缔约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