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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摘要】透过文化人类学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仅可以拓宽多元化的人类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传承性视野，而且还可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找寻不同文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发挥“和谐酵母”的方式及其独特功能。与之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人类整体而言，少数民族在促进人类文明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功能和作用。它是多元化文明形成和人类探索自身种类变迁标本及活化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应该注意文化传播中有可能出现的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问题。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人类学；少数民族文化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哲学意涵及其人文价值取向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对外场合向世界阐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趋势。自此之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视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100多次的阐释和说明。特别是在2015年参加联合国总部举行的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自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巨大反响，并被写入联合国多项决议中，其中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人权理事会决议。它不仅反映了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可和赞同，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彰显了中国特色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对外传播效果正在逐渐显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仅从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的角度勾勒了未来世界向着合作共赢、权责共担的趋势发展，更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揭示了人类整体作为生物体的一个类别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不可逆转的走向，从根本上反映了世界人民在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对寻求人类利益最大公约数的深切期盼和强大动力。首先，人与人作为生物体意义上的类，本质上休戚与共。与其他生物体类一样，人就是宇宙万物生物链条中的一个类别，它既有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类别的独特特征，也有人作为生物体类别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法则。人类作为生物体类的发展历史证明，合作可以共享成果，冲突和战争导致灾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信息时代的人类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包容，这既是人类作为生物体生存需要同类相互帮扶的本能，也是人类具有高级思维能力并由此产生理想精神生活追求而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本质；另一方面，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由不同地域习俗、思维模式、伦理和行为规范构成的形态各异的文明不仅在本质上没有相互冲突的内在规定性，而且不同文明的交融更将人类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讲就是人如何适应自然并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并为人类自身利益所增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质量高，那么人类生存及由此获取的自身利益就越多。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质量从根本上则取决于人类共处的质量。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精粹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它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和人为关系之间的相通和统一。 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在追求人与自然相通的同时，也努力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科学研究证明，人类自身活动对自然界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和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用以补救的能力。无论是二战后期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还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都是最好的明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倡导人类相互之间和平友爱、互助共赢，而且从人类自身活动的目的性方面勾画了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互相信任并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图景。核武时代，如果人类相互之间关系到了睚眦必报之境地，那么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将不复存在，而人类的存续也就无从谈起。从根本上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人类技术发展的一种结果。而人类由利用自身技术发展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对自然环境的致命摧残，这种致命摧残又反过来对人自身生存形成根本性的损害和威胁。再次，人与社会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互动关系的一种结果呈现。也就是说，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究其根本是由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各种互动关系而决定。这种互动关系体现了作为特殊生物体类别的人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种因果关系共生。 人与人关系好，社会运转相对畅通，社会和谐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