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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参与贫困村扶贫开发治理的行动逻辑与高效机制 摘要：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国家治理嵌入基层治理的执行者，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通过IAD框架剖析了第一书记参与贫困村扶贫开发治理的行动情景与理论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豫、冀、晋三省13位扶贫第一书记的多案例分析，总结了第一书记参与扶贫治理的行动逻辑与高效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书记在参与贫困村的扶贫开发治理中，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纵向嵌合、自有资源与扶贫资源的横向整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弥合、集体诉求和个人诉求的激励调合，形成了“资本—资源—制度—激励”四维治理的行动逻辑；第一书记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禀赋与贫困村的自有资源、项目资金在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弥合的工作情景下形成“资本—资源”的联动效应，释放了资本援助活力，促进了扶贫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并体现出“对症下药”的高效办事能力，最终形成“资本下沉”赋能“资源释放”的高效机制。 一、引言“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模式。2015年国家颁布《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旨在加强全国12.8万个贫困村以及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基层治理和建档立卡等扶贫工作，让第一书记成为扶贫梯队中的攻坚力量。第一书记作为国家治理向基层治理嵌入的代理人，具有“政府—市场—社会”多维度的主体特性，在年龄、学历、领导力等人力资本和原单位资源乃至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上具有比较优势。面对贫困村人才流失、村“两委”领导力不足、资源禀赋匮乏、财政资金有限、当地企业带动无力，以及农民“等靠要”思想固化等问题，第一书记能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盘活村内原有的人、财、物和自然资源，利用好上级扶贫资金和社会群体捐赠，实现贫困村“资本—资源”内外联动。贫困村发展资源匮乏、发展路径单一是第一书记实行人力资本干预和发挥资本效用的出发逻辑；在此背景下，第一书记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的充分发挥，构成了贫困村能高效利用来自于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发展性资源的先决条件。那么，第一书记在扶贫情景中呈现出怎样的“资本—资源”内外联动效应？在外来资本、自有资源、制度调适与激励体制之间遵循怎样的行动逻辑？又形成何种“资本下沉”赋能“资源释放”的扶贫开发治理高效机制？现有文献对上述问题并未做出深入研究和理论阐释。基于此，本文在IAD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基于“资本—资源”的联动视角，深入剖析第一书记带动贫困村高效脱贫的行动逻辑与路径机制。二、文献评述关于扶贫第一书记的研究目前已形成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具体可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首先，第一书记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演变。从第一书记的设立原因和发展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省、县一级开始设立“第一书记”作为地方党组织的第一负责人；但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地方党委“第一书记”这一称呼逐渐淡出；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首次提出“选派干部下乡扶贫”战略，要求加强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群体与贫困村、贫困户之间的对口帮扶（其次，第一书记的制度分析与理论框架。针对村庄内部人员结构，国内学者提出了“体制精英—体制外精英—普通村民”三层的基本分析框架（再次，第一书记的职能属性与行动困境。由于第一书记的外来性和国家治理属性，使得“走读式”“挂名式”等游离于乡村社会之外的帮扶方式滋生，或在实践中产生“权力主义多作为”与“形式主义不作为”并存的矛盾（最后，第一书记的工作成效与治理路径。第一书记作为国家下派的人力资本，扎根于贫困村特定的贫困情景之中，他们充分调动自身的资本和贫困村可利用的扶贫资源，在组织方面完善村民自治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在经济方面寻求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方向，在治理方面进行资源整合并促进其高效利用。基于已有文献，笔者梳理了第一书记的工作成效与治理路径，具体见表1。综上所述，在基层治理和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中，已有部分学者关注第一书记的群体特征及其在扶贫开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例如王亚华、三、IAD分析：第一书记带动贫困村脱贫的理论情景第一书记被下派至贫困村助力脱贫，不仅面临扶贫工作情景中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带来的经济发展困境，还面临村民内生脱贫动力不足、劳动力结构失衡、受教育程度低且生产积极性弱等贫困的社会根源问题。基于第一书记工作的复杂性，本文应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简称IAD），深入剖析第一书记依托“资本—资源”带动贫困村脱贫致富的行动逻辑。IAD框架吸取了托克维尔、霍布斯和联邦党人等政治思想，与经验研究形成有机结合，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