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制度的人本化演进.docxVIP

? ? ? ? ? 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制度的人本化演进 ? ? ? ? ? ? ? ? ? ? ? ? ? ? ? ? ? ? 从古至今，自然灾害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犹如一个如影随形、不离不弃的幽灵，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起伏跌宕、命运多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一直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统计，世界范围内54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有8次发生在我国。[1]与历史相连相伴的自然灾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也构成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心理等方面的重要内涵。从另一个侧面看，人类社会的演进史，也是一部伟大的自然灾害救助史。从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传说，到现代社会的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无不可以窥见人类面对自然灾害时不退缩、不逃避的悲壮画卷。展开画卷的中国部分，既记录着中国应对旱灾、洪涝、风雹、台风、地震、低温冰冻和雪灾、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的艰难抗争史，也浓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悲天悯人的减灾文化和道德情怀。本文拟从人本主义的认知角度出发，分析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制度的演进动力、制度基调和发展方向，以期为宏观认识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制度的历史变迁提供一种思路。 一 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制度体系建构的人本主义动力 “人本主义倡导人类尊严，重视人的价值，将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幸福作为最高的价值，主张对自我以合理的保护和提高，对社会弱者施以爱。”[2]人本主义的优良传统在中西方伦理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其合理的基因血脉。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观点，尽管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却也体现出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人本精神。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就蕴含人道主义和人本情怀的民意诉求。 首先，这种诉求与回应源于对自然灾害救助惨痛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多难兴邦”，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的自然灾害就对新生政权提出了严峻挑战。资料显示，1949年我国的各种自然灾害使“1066.6万公顷农田受灾，导致1950年春荒人口高达4920万”。[3]1950年，自然灾害总体有所缓解，但形势依然严峻，全年除西南地区外，“受灾农田1063.6万公顷，成灾512.2万公顷，受灾3384万人，造成1951年春荒人口2093万”。[4]毛泽东曾多次就救灾问题专门做出指示，要求高度重视灾害救助工作。1949年12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就把灾害救助工作看成是“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5]这一时期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救灾工作的方针提法有所不同，但其“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的基本精神却并没有改变，其核心是搞好生产自救，即通过恢复和发展灾区生产来克服灾害带来的困难。[6]然而，这种“救济有限，生产无穷；勤俭节约；充分发挥集体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性；对灾区群众和集体无力解决的困难，政府给予必要的帮助”的救助策略，并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遵从。在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或“严重困难时期”，中国大陆各地普遍发生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有些地区因此导致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7]尽管对灾荒的原因分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8]但是，持续3年的灾荒，说明政府在灾害救助过程中没有认真对待以人为本的问题，灾害救助反应迟滞，救助效果差强人意。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自然灾害继续呈现出种类繁多、分布地区广、发生频率高的典型特征。尤其是现在，灾害几乎从未像今天离我们如此之近，多灾并发、群发和集中爆发的突出特征愈加明显。据民政部统计，近二十年来，我国因遭受各类自然灾害每年平均死亡约4300人，倒塌民房约300万间。[9]不断加重的灾害损失，不但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对防灾备灾、灾害预警、灾后救助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压力与磨难催生伟大的精神，考验和挑战锤炼民族的品格。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中国政府和人民，正是在历史反思与直面挑战的情形下，在克服危难的过程中获得经验的积累和信心的增长，推动着自然灾害救助制度的持续发展与国家的不断进步。 其次，这种诉求与回应宣示着政府对自然灾害救助的责任担当。突如其来的灾害，会给人们带来严重的物质与精神创伤，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措手不及的应对难题，政府对灾害救助的反应不仅事关国家声誉和国际形象，甚至可以改变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灾害救助应对得当，可以化压力为动力，变危机为转机，激发国人战胜困难的勇气；应对不当，则可能会导致抗争骚乱，民怨四起，甚至社会动荡、政局危机。在中国多年的灾害救助过程中，党和政府基本做到了以人为本，给予受灾者和救助者以人道主义关怀。从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