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空间.docxVIP

? ? ? ? ? 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 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空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报告旨在将“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这一概念引入历史文化研究之中。与重构海洋在文学、艺术和音乐中的再现的做法不同，我们希望讨论一些已被概念化的宽泛概念，要求国际的和跨学科的合作。将海洋当成一种全球性的、历史性的现象进行考察，这一行为超越了仅仅研究海洋在美术中的再现的活动。因为生物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民族的和跨民族的诸多方面都被包括在内，所以诸如“作为一个全球性记忆场域的海洋”的较宽泛概念可以克服传统的单个学科的局限性。 这种新方法是在几年前兴起的，而其始作俑者是一些文学家，他们试图解构神秘主义的海洋观，按照这种海洋观，海洋是“疯狂的象征、非理性的女人、不守规矩或浪漫主义的反文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理性的、“立足于陆地的”现代性建构）[1]通过“将海洋历史化”，这些同行们竭力解构有关海上接触的主流观点，从而超越了民族国家和传统的海洋史。保罗·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2]便是此类开拓新路的著作之一。黑色大西洋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现代的跨文化实体，主要由作为一种“移动的、鲜活的微型文化和微型政治系统”的海上航船所代表，同时也主要由它们所构成。海洋和船只因此被评价为文化冲突或文化合作发生的空间和场所。其他的学者，例如马尔库斯·雷迪克尔，则将海洋视为真正的“红色大西洋”，一个充满革命动力、新兴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暴力与反抗的海洋空间（一个人工的大西洋）。[3] 有趣的是，在这些方法中，记忆这个概念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仅仅是被隐式地或间接地强调了一下。这也是“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概念之所以还能够释放更多科学潜力的原因所在。 “记忆场域”的概念与“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 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记忆场域”这一概念是在法国由皮埃尔·诺拉阐发的。法国对于集体记忆的重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这里，国家、民族和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局势促成了里程碑式的七卷本著作《记忆场域》的出版（1984～1992）。[4]按照诺拉的见解，“记忆场域是指所有意义重大的实体，不论其实质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些实体已经成为某一共同体（在本案中指的是法国共同体）记忆遗产的符号元素”。[5]诺拉强调符号的价值，而在过去这种价值通常是与历史科学相分离的，被降低到历史叙述层面（因为它们构成历史的一个整体部分，经常是与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记忆场域包括： ——诸如档案馆、博物馆、教堂、城堡和墓地等地方； ——诸如庆典、世代、格言警句、仪式等概念和实践； ——以继承的财产、纪念碑、手册、徽章、课本、符号为代表的物品。[6] 皮埃尔·诺拉挑选了几处法兰西民族遗产诞生地作为他的研究起点，直到后来才逐渐创立了一种新形式的（符号的）历史编纂学。这种簇新的历史编纂学在上列著作的第三卷〔该卷以“法国”（Les France）这个意味深长的词汇为标题〕之中浮现出来，并且，按照诺拉的见解，包含有“很多声音”，与“经典历史编纂学”相比，这些声音更能满足我们所处时代的科学和社会要求。“记忆场域”这一概念分别促进了符号的历史或象征意义的历史的发展，并为构建法兰西的“符号拓扑”做出了贡献。记忆场域因此将法国定义为一个符号现实，反映了一个“伟大民族”（Grande Nation）的风貌。后来，在有关意大利、德国、奥地利、丹麦和荷兰的研究项目中，“记忆场所”（Erinnerungsorte）或“记忆场”（plaatsen van herinnering）则更多地涉及或更好地定义了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文化记忆。[7]记忆一般是有选择性的，文化或民族记忆甚至更多的是供选择的主题。[8]荷兰的“记忆场”项目仅仅记录地点和狭义的纪念碑，而德国的“记忆场域”则包括记忆中的抽象对象，比如宗教改革、德国马克、德国联赛，等等。 由于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视角，乍看起来，记忆场域似乎是与跨民族的海洋概念的需求相对立的。然而，恰恰在这一结合中，该概念的挑战和前景同时并存。如同将海洋概念化一样，对记忆场域概念加以跨民族的扩展将会为有关海洋再现的研究提供一种工具。通过贝克和加利马尔等出版商在法国发行的《德国记忆选编》（Mémoires allemandes）和在德国发行的《法国记忆场所》（Erinnerungsorte Frankreichs），人们已经在这一方面迈出了第一步。[9]其主旨是，通过法国和德国历史学家的紧密合作（Etienne Fran?ois），展现法、德两国历史和记忆的相互纠缠。[10] 不论在整个欧洲还是在欧洲之外，我们都会看到种种纠缠的记忆。即使绝大多数的记忆和记忆场域是从民族角度来接受的，这些记忆和记忆场域本身却是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