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民慈善：广州经验与挑战.docxVIP

? ? ? ? ? 走向公民慈善 广州经验与挑战（1995~2014）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灾见证了中国人的慈善井喷，慈善在中国被重新激活。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参与公益慈善。但是官办慈善随着“郭美美事件”的发酵日益陷入信任危机之中。缺乏组织活力和容易滋生腐败是官办慈善的主要问题。为此，中央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开始加快公益慈善事业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改革方针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形成慈善事业改革的关键抓手，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进入改革的关键时刻。改革的动力一方面来自民间公益的大转型：理性公益和专业公益正在代替以往感性公益和好人好事的传统，成为公益慈善的新主流。另一方面改革的动力也来自政府的政策创新，2014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是我国国家层面第一个专门规范慈善事业的文件[1]，其中明确提出我国慈善发展的目标，即“到2020年，慈善监管体系健全有效，扶持政策基本完善，体制机制协调顺畅，慈善行为规范有序，慈善活动公开透明，社会捐赠积极踊跃，志愿服务广泛开展，全社会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的氛围更加浓厚，慈善事业对社会救助体系形成有力补充，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虽然目标如此明确，但是政策要真正落到实处，并能有效执行却并不容易，因为公益慈善其实仍然涉及不少部门利益，涉及政社关系的调整，甚至涉及国家安全的考量，正因如此，2014年，慈善法仍然不能出台。不少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仍然遇到层层阻力。这些阻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在合法性方面，长期以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担忧使得公益慈善组织在注册登记方面逐渐松绑的同时，仍然遭遇到很多软门槛的限制，尤其是非法人性的慈善志愿服务组织还难以得到合法认可，志愿者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一些涉及法律、人权、流动人口等方面的社会组织仍然被制度挡在门外，甚至有的机构注册后被迫关闭。 （2）在资源供给方面，公益慈善组织的募款资格和免税资格仍然没有放开，国家仍然缺乏对公益慈善捐赠行为税收方面的实际优惠和减免，以刺激企业和财富人士更多地投入资源支持慈善事业，尤其是目前加紧了对海外慈善资源进入中国的控制。 （3）在能力方面，公益慈善也仍然缺乏大量的专业支持性组织来对一线的服务组织提供支持，公益慈善组织的民主治理能力的提升仍然得不到法律的足够保障。 （4）在监管方面，围绕着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由政府、行业、公众和慈善组织内部自律相结合的多元共治体系，使得新的体系既能对公益组织有效监管，又能给公益组织松绑。由于缺乏制度权威的保障，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仍然有着重重疑虑。 2014年，中国公益慈善方面的改革仍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改革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它们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但是为全局性的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地方经验。 所谓经验，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感觉获得的关于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知，它包括人们对于环境的认知、策略的选择以及新的思维方式。在缺乏成熟理论的指引下，广州的地方政府和公益组织在长期的磨合过程中形成了对改革环境、思维方式和策略选择的一种难得的默契。政社之间都逐渐认识到，慈善要回归民间，慈善事业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实现从计划慈善向公民慈善的转型。但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约束下，公益慈善事业要能有序地回归民间，特别需要政社合作，让慈善成为公民自发的权责，通过慈善社区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道路，形成公益慈善事业的新格局。本研究报告基于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对于广州公益慈善组织和社工机构的问卷调查和深度个案研究，以及对地方政府及其相关政策的调查，力图对这一经验加以总结和提炼。在我们看来，“广州经验”可以概括为“社区为本，公益生态，法治慈善，多元共治”的发展思路。而这个发展思路在实际的运作中既有成功的范例，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 社区为本 让慈善回归民间，一方面需要政府简政放权，给志愿者和民间公益组织更大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也需要民间有良好的土壤自发地生长出这样的志愿者和组织出来，既能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职能，也能让社会自身充满活力。不过，不可回避的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回归空间扩大后还必须能管得住，不能使这种空间触碰到政治红线。要实现这两者的平衡需要政治智慧。在广州，政府和民间的默契就是让公益慈善从社区开始。因为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之地，由于立足草根，远离政治权力角逐的核心，不容易触碰政治红线，同时又因为社区和老百姓切身利益和人际交往息息相关，因此在一个社区里，人们更容易从陌生人变成熟人，形成相互志愿服务的氛围。广州的社区如同广州的点心一样，每一样都很独立，又很精致，人们在社区中或者由于共同利益，或者由于情感纽带，或者因为童年记忆，又或者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