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聚焦】“私人利益”向“政治参与”转变的“粉丝路径”.docVIP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理论聚焦】“私人利益”向“政治参与”转变的“粉丝路径” 【内容摘要】互联网社会中的“粉丝爱国主义”，可以反映出青年作为娱乐消费主义的“粉丝”，其个人化的娱乐动机“反常”地转化为对政治“大叙事”积极参与的结构性过程。这体现了互联网社会青年政治参与的自主性特点。具体而言，互联网经济中日益普及的“社群经济”模式，把原本只是情感经济消费者的“粉丝”转变为支撑经济整体的无偿“数字劳动者”，这个经济身份及处境导致“粉丝”的娱乐过程同时也成为整合共同利益与自我赋权的过程，使粉丝群体成为互联网领域拥有高度组织化能力和强烈参与需求的群体。在这个决定性的社会基础之上，爱国主义政治议题与粉丝的利益议题结合，引发了“粉丝爱国主义”的公共事件，而官方机构的社交媒体账号与粉丝的互动则促进了其常态化。 【关键词】互联网社会；结构视角；粉丝参与；社群经济 互联网自诞生以来，一直在重构“政治参与”的内涵和边界。尤其是青年群体，一方面对现实的规范参与程序显现出冷漠，但同时又在互联网平台上积极且日常化地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如果说最初的互联网是青年精英用来表达既有的明确政治参与议程的虚拟工具，那么随着当前互联网对大众青年生活的深入，它已经成为了青年的公共交往规则、习惯乃至文化。换言之，互联网不仅在终端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深刻影响了青年从“私人”转化为“政治人”的过程。例如，在近年来受到研究者和传媒观察者关注的“粉丝爱国主义”（或被称为“粉丝民族主义”），就能够反映出这一转化过程在互联网社会中的特殊表现。所谓“粉丝(fans)”，一般指特定娱乐明星符号的深度爱慕者和消费者，常被认为是“浅薄、浮华的商品文化的统治”的反映。[1]“粉丝爱国主义”一般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初步的层次是青年以“××粉丝群体”的名义参与到爱国主义议程；进一步的层次是用“粉丝思维”来重构爱国主义内容。这个行为实现了娱乐的“私人”身份与“政治大叙事”议题的“反常”结合，娱乐在此对“大叙事”是重构而非解构。如果从这个“反常”点出发，那么“粉丝爱国主义”的重点就不只限于其内容表现本身，而同时也反映出私人领域的娱乐诉求转化为政治领域“大叙事”主题的中间，有着独特的互联网结构性路径和过程。 简单来说，互联网的社群经济商业模式把粉丝从私人消费者转变为“数字劳动者”群体，群体所面对的经济结构矛盾带来组织、集体表达和有意识的自我赋权行为。这就构成粉丝参与的独特“社会基础”，成为娱乐诉求向政治大主题转换的关键一环。在此基础上，外部条件推动粉丝的利益议程与既有的网络爱国主义议程对接，导致两者相互重构。这样一个娱乐消费结构下的“私人”染上“政治人”色彩的过程，是基于多种力量和因素的互动连锁而“出现(happen)”的，内在地反映了互联网社会中青年政治参与的结构自主性。就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形象表述：“网络世界的政治后果根本不是硅谷所期望的......只有网络能打败网络”。[2] 一、“粉丝爱国主义”的结构视角 “粉丝(fans)”作为围绕人格化的“明星”符号进行“冲动”“非理性”的情感消费群体，是大众娱乐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大众娱乐带给我们的通常印象是解构政治的“娱乐至死”，[3]粉丝也就一般被视为疏离公共参与的群体。虽然也有研究将粉丝视为有参与性和生产性的亚文化群体，但通常关注它对“大叙事”的解构。因此，表现粉丝群体与政治大叙事结合的“粉丝爱国主义”就显得“反常”，从而受到研究者注意。一般而言，反映“粉丝爱国主义”的事件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面向外部的行动，即在涉及到国家统一等重大问题上，网民通过粉丝群体的渠道组织起来，在海外媒体平台上展开信息传播、抗辩，以及用表情包等符号解构“对手”的话语体系等行动——也被网络语言戏称为“出征”；另一类行动则是在群体内，针对明星或粉丝个人/团体的不当言行进行抨击，进入2010年后频发的“抵制台/港独艺人”事件，以及2018年的“洁洁良”事件等都是例子。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粉丝群体”与“爱国主义”的结合又进一步重构了“互联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文化生态，“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像爱护爱豆(idol)一样爱国的‘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现象”。[4]目前的研究更多地把重点放在“粉丝爱国主义”的内容上，关注它作为互联网青年政治态度与官方体制导向合意的反映，因此主要探讨的是“粉丝爱国主义”态度内在的文化特质。现有研究深入探讨了“社会结构性情绪（在粉丝文化中的）内化和映射”，[5]分析了如政治娱乐化、文化身份认同、消费民族主义、官方引导等机制，凸显了特定文化态度对“爱国主义”议题的“制造(make)”。 不过文化研究主要阐明的是“粉丝爱国主义”内容的文化构造和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