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虚假诉讼检察监督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思考.docxVIP

虚假诉讼检察监督面临的困境 及对策建议思考 虚假诉讼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顽疾”，根除“顽疾”是检察机关履行检察监督应有之意，更是最后一道保障。现行《民事诉讼法》虽规定了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的多项职能，但在检察实务中仍存在困难，并且争议不断。如要体现出检察监督的作用，必须对虚假诉讼进行合法、有效处理。 学者对虚假诉讼的解释，主要集中于：虚假诉讼是否以串通为要件;虚假仲裁、公证是否属于虚假诉讼范围。本文认为，虚假诉讼为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或单方欺诈，以虚假的民事争议提起和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妨害司法秩序，以骗取有利于己的生效裁判和不当利益，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行为。 一、虚假诉讼的成因分析 （一）法律规制不完善 重实体权利救济，忽视司法秩序。《民事诉讼法》中仅仅把虚假诉讼作为一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类型在强制措施章节予以列明。虚假诉讼最显著特征是该虚假诉讼者的行为破坏了正常运行的民事诉讼秩序。因此，对上述行为采取强制措施的价值在于排除程序上的障碍，让诉讼程序能有效的进行，维护司法制度有序、正常运行。强制措施第一要务是保障民事诉讼正常秩序的稳定，而不是首先解决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因此，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虚假诉讼的行为，无论他人民事权利是否被实际侵害，亦或是否实际造成损害，司法机关都应立即采取强制措施，排除程序进行的障碍，维护司法秩序。 司法认定难。因法律规制以保护民事权利为核心，而实务中若将民事权利受到实际侵害作为引入司法救济措施的必要条件，将会导致在制度上人为设置了比较高的认定虚假诉讼的标准与成本，也严重阻止司法程序形态及时修复。因此，仅在确定行为人的虚假行为确确实实导致了他人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司法机关才会主动介入或干涉。若无第三人通过法律赋予的救济途径向基层法院主张民事权利或申请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情况下，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以职权调查虚假诉讼事实的成本与难度相当高。随着各地法院员额制落实到位，更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法院很难积极主动作为。 （二）调解制度异化 民事调解中，法官一方面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另一方面又要查清楚案件事实，而实践中当事人意思自治与案件事实审查必然会存在或多或少无法印证之处，肯定会顾此失彼。民事调解本身蕴含了对某些事实认定上存在界限不清楚,责任含糊不究，双方自愿处置，最终致息诉。再者，法院系统自上而下内部一直秉持坚持调判结合、调解优先的理念，用调解化解纠纷往往结案效率高、信访风险小，再加上“调解率”这一硬性指标的驱使下，调解就成了审判人员首选解决方式。正因上述情形，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与合法性审查无法给予足够关注、重视，致使无法对案件的客观性深入了解。调解的上述固有缺陷便为虚假诉讼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违法成本低 经济人决定自己行为的依据就是成本与收益辩证关系，如果做一件事的收益大于成本，人们就会义无反顾，甚至漠视可能面临的风险;反之，如果做一件事的成本大于收益，人们往往就不会再去想，更不会采取行动。在法律现象中引入经济学分析方式，更有助于理清之间的关系。虚假诉讼都是精心安排，甚至时有法律专业人士参与设计，案发的可能性也降为较低。倘若虚假诉讼被识破，法院更多的对行为人处以罚款、拘留等司法措施，对于受害的第三人能否对虚假诉讼造成的侵权提起民事赔偿之诉等均无明确规定。即使在虚假诉讼入罪的情况下，行为人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也屈指可数。 二、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实务中的困境 （一）制度机制缺乏导致“发现难” 因虚假诉讼的合谋性是其不易案发的重要原因。虚假诉讼发现难已经成为制约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工作的“瓶颈一是从基层院办理的虚假诉讼案件线索来源来看，虚假诉讼的案发主要依靠受损害的第三人向检察机关举报控告，但是对于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虚假诉讼案件，因为缺乏举报控告主体而导致发现难。二是破解发现难，各地各部门公检法等多单位、多部门也会签了相关文件，建立了虚假诉讼线索移送机制，但目前这种平台机制仅仅停留于书面，移送案件线索寥寥无几，这些发现机制的形式化也是目前虚假诉讼发现难的重要原因。 （二）监督手段缺乏导致“无刚性”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监督，并赋予了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但是仍较为原则、笼统，缺乏实务操作性，对调查的启动权由谁主导、调查核实程度达到何种程度等都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再者，调查核实权与其他如侦查权、行政调查权在本质上属性不同，向当事人或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必须遵循必要性、适度性原则，且明确禁止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扣押等强制性措施。为避免露出破绽，当事人或案外人在面对检察机关的调查询问时，往往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或置之不理，或委托代理人应付，归根结底就是没有强制力。正是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局限性，不具有强制力、约束力，导致更多的依赖于虚假诉讼行为之外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