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导言.docx

? ? ? ? ?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导言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经济30年来的发展，高举的是“改革”和“开放”两面旗帜。论及改革和开放两者的关系，不少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不仅因为对外开放为中国引入了国内稀缺的物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乃至全球眼界，而且，西风之东渐，实质上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前进的压力。这涉及对一个历史进程的大论断，若无深入研究，难以做出判断，姑且存而不论。可以肯定的是，30年的对外开放，不仅逐渐将中国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心的聚光灯下，而且使得我们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来说，就是使自己同时面对两个市场，得以同时利用两种资源，但也要同时处理来自国内外的两种冲击；对于宏观调控而言，就是把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并不一致的任务同时摆在自己面前。 然而，尽管对外开放与中国30年的发展相伴始终，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相应的宏观调控还是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鉴于国际收支是一国全部对外经济交易的货币记载，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我国国际收支的发展变化，来把握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阶段性特征。 1994年以前是第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符合经典发展经济学的范式：经常项目在很多年份出现逆差，而资本项目（后改为“资本与金融项目”）则在多数年份保持顺差。这种国际收支格局的经济含义就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既缺少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技术和设备，又缺少能够购买这些物质产品的资金，即存在所谓的“双缺口”。于是，在经常项目上保持逆差（多进口），同时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上保持一个规模大体相当的顺差（引进外资），当能同时弥合这双缺口，并使国际收支大体保持平衡。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条件下，对外开放对国内经济平衡所造成的影响大致趋于中性。这里的中性主要指的是：尽管有了十余年的历史，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未脱离开传统的在实物上“互通有无”的范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固然曾掀起过几次高潮，但那也主要是为进出口服务的，从机制上看，这一时期的外资流入具有明显的补偿性。质言之，在1994年之前，中国经济固然与全球经济有了日益深广的交流，但交往主要还局限于实物面上，我国的金融运行还是与国际金融市场割裂开的。 1994～2004年可划为第二阶段。 中国政府于1994年实行了汇率并轨，并逐步放开了对经常项目下外汇兑换的限制，同时，正规的外汇交易市场和正规的交易机制也开始形成。这些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在金融面上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逐步密切起来，其突出的表现就是，1994年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逐步脱离开其与经常项目的对应补偿关系，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旅程。与此同时，国内储蓄快速增长态势也逐渐显现并导致经常项目开始出现持续顺差，从而使得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双顺差”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常态。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1993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212亿美元，1994年便跃增为516亿美元，到了2004年，则已增长到6099.32亿美元。这种状况，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1994年以来，中国便已出现了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从而资本外流的现象。据此，可以提出更为尖锐的问题：在国内储蓄相对过剩且伴随资本外流的条件下继续引进外资（资本与金融项目持续顺差），其合理性何在？ 这种情况不久就引起国内外研究界的关注。 国外学者用既惊且疑的眼光在远观中国这种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高储备长期同时并存现象，并将之概括为“中国之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 由于复杂的原因，多数国内学者在很长时期中并没有对此产生兴趣；直到21世纪以后，“三高”和“双顺差”问题方才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对象。但是，还是有一些学者很早就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现象。记得在1996年，我赴广东参加国家外管局召开的外汇储备管理研讨会，时任建设银行投资研究所所长的刘慧勇先生就曾同我较深入地讨论过此类的问题。他的问题从另一角度提出，大意是说：如今国内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而投资的主要领域集中于基本建设，诸如修桥、筑路、盖厂房等。但是，这些投资所用的物资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都是国内的，基本上没有从国外进口。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必要引进外资呢？直接用国内的信贷不就可以推动这个过程吗？更何况，国内的资金已经开始相对过剩？这位仁兄长期在投资的第一线从事研究，他的意见固然尚未形成系统理论，但无疑有极强的洞察力。 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对国内金融运行的影响，终于也被货币当局感觉到了。长期以来，在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中，“对存款货币银行的债权”和“对政府的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