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中国的高投资和高储蓄.docx

? ? ? ? ? 科学认识中国的高投资和高储蓄 ? ? ? ? ? ? ? ? ? ? ? ? ? ? ? ? ? ?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组织所属8个研究所（中心）启动了一项国民经济重大问题跟踪分析课题。陈佳贵副院长为课题总负责人。课题组列出了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子，我从中选择了储蓄投资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陈洪波博士和结构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剑峰博士参加了课题研究，并对课题资料的收集和成文发挥了重要作用。 储蓄与投资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平衡的核心，凡认真钻研过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对此应当了然于胸。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多年来，很多谈论宏观经济问题的文章，似乎都有忽视这一基本平衡关系，而局限于投资、出口、外汇储备等“部门”问题之中的倾向。我承接储蓄投资课题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对基本宏观经济原理之研究和“重述”，通过对国内外实践的具体分析，一方面使自己的理论素养“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则想提请研究界的朋友们共同认识决定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这个最大的背景，进而认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复杂性。 论文分析的入手处是中国的高储蓄，用于解释高储蓄现象的主要理论工具和实践依据是“人口红利”。在供给面上的高储蓄得以解释之后，需求面上的高投资、高出口以及由之衍生出的诸如外汇储备快速积累等问题，便迎刃而解，相应的政策建议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确定这个分析框架，于我而言，是分析视野的扩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将人口因素置入宏观经济分析乃至金融运行分析之中，至少在我读书时的教科书中没有看到过。从逐渐了解人口因素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乃至金融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到自觉将之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了与国外专家广泛接触的机会，更得益于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蔡昉博士等优秀研究者的讨教。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储蓄/投资规模的稳步扩张，以及与之相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为此项研究提供了生动、丰富和现实的研究材料。 此次研究形成了这份研究报告。成文之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的内部研究资料上。这篇报告中收集的研究素材和形成的基本思路，曾以其他标题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并构成以下几篇相关文章的基础。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中反映投资水平的指标——资本形成率（GDP使用中投资所占的份额）一直处于40%左右的高水平，且在波动中呈逐渐上升之势，2004年已接近44%。同时，我国经济增长及其波动显然同投资率的水平及其波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图1可以看到，GDP增长率与投资率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亦步亦趋，进入90年代以来，两者的同步关系还有明显加强之势。在从2002年底开始的本轮经济波动中，投资增长率上升和投资率的再次高企显然成为经济局部过热的主要原因。应当说，在某一时期，通过压缩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投资来控制物价并稳定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正确选择。 图1 中国的GDP增长率（左轴）和资本形成率（右轴） 然而，令人头痛的是，对于投资率长期高悬现象，尽管理论界始终没有停止过讨论，并开过多种治理“药方”，宏观调控当局也始终没有放弃控制投资率的努力，但是，投资率相对上升的格局迄今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反而渐趋严重。作为高投资率的另一面，国内消费率日渐下降的趋势也在不断发展；尽管我们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依然成效甚微。一种现象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期中始终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必有某种规律存在。因此，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由某种不合理的短期因素所致，而应当深入探讨其背后长期发挥作用的经济机制。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投资率和更高的储蓄率 储蓄、投资及其相互关系，构成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因此，分析高投资率问题，特别是分析高投资率的利弊得失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影响，我们必须同时分析作为硬币之另一面的储蓄率的动态及其同投资率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国民收入恒等式加以说明。 先看封闭经济的情况。在需求决定经济增长的市场经济中，国民经济产出可以被简单地分解为消费和投资两大类，或者等价地变成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等式： Y=C+I　　　　　　（1） S=I　　　　　　（2） 式中，Y为国民经济产出，C为消费，I为投资，S为储蓄。 这时，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出现所谓“储蓄缺口”，意味着一部分投资得不到国内资源的支撑，经济将因此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反之，如果投资小于储蓄，出现所谓“投资缺口”，国内资源将得不到充分利用，经济将处于通货紧缩的压力之下。由于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受到多种外部和内部冲击的影响，储蓄和投资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相等。例如，在经济景气上升阶段，投资可能会大于储蓄，而在经济景气下行阶段，储蓄可能大于投资。这种储蓄缺口和投资缺口的交替变化既可能反映了经济的周期性失衡，也可能是经济向均衡状态自然变化的结果，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