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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种豆鲍鹏山 南山种豆鲍鹏山 南山种豆鲍鹏山 南山种豆 鲍鹏山 “元康之英 ”事后，有作为的即是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陶渊明和谢灵运了。陶是 “古今隐 逸诗人之宗 ”，田园诗的开山；谢是 “元嘉之雄 ”，山川诗的始祖。他们是试图从体系中解脱 自己的一代。由汉末党锢、 “古诗十九首 ”到建安、正始以迄太康，难过得太久了，并且他们 的实践几乎都证明着这一点： 要想在实质的政治生活有所作为，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是近 乎白费的， 甚至， “仅免刑 ”也难得， 常常倒是 “天下多故， 名士罕有全者。 ”（《晋书 ·阮籍传》） 从汉末至西晋， 除了短暂的建安期间外， 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为保命而不停退缩的路。 他们 放弃了道德， 放弃了正义， 放弃了良知， 最后甚至放弃了是非判断力， 放弃了现实感觉力 （如 果还有感觉力就往死里饮酒以求麻痹） ，他们仅想退守活命的一隅，把自己变为没脑子、没 心肝， 只有高度发达的肠胃和过分亢奋的性器 （假如不亢奋就猛吃春药）的猪猡。 但猪猡就 更是屠戮的对象了， 并且还被杀得毫无尊严与价值。 太康的作家们固然不象党锢、 不象正始 作家那样在政治生活中坚持正义感与道德感， 却也难免于在忽左忽右变化无常的政治圈套中 纷繁灭顶。没有正义的政治自然也就没有稳固， 没有稳固的政治自然会令人的命运难以逆料。 立功立业的希望幻灭了， 而政界， 以其肮脏邪恶倒实在教育了他们， 于是他们不再象左思那 样热中于仕进了。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陶渊 明《感士不遇赋》 ）他们茅塞顿开，终于 “鸟倦飞而知还 ”（陶渊明《回去来兮辞》 ），掉转头 去，向自然追求了。 陶渊明找到了朴素安静充满人间温情的田园， 谢灵运则尽情于清爽奇特 干干净净的山川。这是一种躲避，一种远遁， 同时也是一种对现实叛乱的姿态，他们的行为 反证着现实的黑暗。 这里诚然有躲避伦理责任的滋味， 我们也尽能够责备他们把世界及世界 上可怜的百姓绝不同情地拱手给暴君乱臣而独善其身， 但孤独的个人在那个时代实质上也只 有这一条路。 他们不可以改变社会的肮脏与邪恶， 但他们以自己的行为标示出一片干净与宁和； 他们不可以抗争广泛存在且不行摇动的专制与黑暗， 但他们在山川田园中保持了自己的自由的 个性。 这类干净，这类自由个性，不停如缕的为中华民族供给理想生活的范式，进而令人知 道在 “踩踏人，欺侮人，不把人当人 ”（马克思语）的专制以外，还有别样的生活，进而带着 希望去抗争现实，追求将来。这就是他们的价值之所在。 朱熹以前说： “晋宋人物，虽曰尚高傲，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处一面招权 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因此高于晋宋人物。 ”实质上，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单 是道家、甚至是儒家）都赐予洁身自爱、 隐遁避世以极崇敬的文化嘉奖，这类行为被看作是 个人涵养的最高境地。 既有这样的文化大勋章悬挂在那边作迷惑， 便少不了有人要假惺惺地 去做隐士， 来领这枚勋章。而领到了这枚勋章，又好像获取了特别通行证， 余下的关节即可 一一打通。因此，隐逸，更多的是一种手段，以这类手段名利双收，甚至最以后了个逻辑上 的自相矛盾：求官 —— 是所谓 “终南捷径 ”。这类文化怪胎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由于他不肯 为官而隐居， 因此他品德崇高； 由于他有了这样崇高的品德， 因此他应当为官， 甚至为大官。因此，在中国，历代都有隐士，同时，历代朝廷又都去山中征招隐士，他们共同演出这样一 出文化喜剧。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我们来认识陶渊明及其行为的意义。 独出心裁的是， 在他那边，隐居不是一种手段，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喜爱这类生活方式，隐居自己即是最后之目的。虽而后代人都把陶渊明看作隐士，钟嵘称他为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但他自己却没有把自己看作隐士，他不过在依据自己喜爱的方式 “生活 ”而已。你看他说的话： “结庐在人境 ”， 不是隐居， 而是 “结庐 ”；“昔欲居南村， 非为卜其宅 ”，不是故作姿态欲作名士， 而是 “欲居 ”，要与那些素心人生活在一同。 结庐也好居家也罢， 他是在找寻一安家之所， 这一安家之所不 在高峰之上，崖穴之下，不是那种远离人间的高人姿态，而是在 “人境 ”，在 “南村 ”做一个普一般通泯然大家的人，有 “邻曲不时来 ”，而无车马喧。他从政界上 “回去来兮 ”，是回来了，回到自己的老家宅院， 他不是在找寻一种姿态， 而是在回归一种生活， 回归自己喜爱的那种 生活方式：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 ，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怎样！ （《读山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