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思考.docxVIP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思考 在“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社会组织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提高。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XX年X月X日，全国社会组织数据系统显示全国登记社会组织已超过X万个，它们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形势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重要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然而频发的公共危机历来是我国社会治理中的重大挑战，如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纵观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社会组织的外部政策制度环境和内部制度都面临着诸多困境。文章通过运用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理论，分析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场域内各自依赖的资源以及惯习，进而探求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政会关系背后的逻辑，以此提出优化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过程的路径。 一、分析框架：“场域-惯习”理论视角下的政会关系 1.场域与惯习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一个分化的社会并非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就是场域，它既包括了特定的资源，也包括了行动主体和惯习，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场域当中，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同时各自为了保持或改变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而争夺场域中有限的资源，形成竞争关系。 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中生成行动策略的原则，能够使行动者根据不同的场景和行动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同时，惯习与场域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模糊关系”，一方面场域形塑着惯习，行动者惯习的产生和结构的形成受场域的制约；另一方面，惯习的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和完善场域的形成，使得场域中的行动者更加全身心地投入。 2.公共危机治理场域的构成主体 政府通过权力运作、资源配置、制度建设等手段对公共危机进行监测预警、回应、解决、善后等环节的干预，进而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社会组织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非政府性的特征，是公民社会领域活动的组织，是政府和公民的桥梁和枢纽。因此，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组织是政府的最佳合作伙伴，也是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重要主体。公共危机治理场域中社会公众既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受益者，也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主体，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行为、资金、权力的运行起到监督作用。 3.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的惯习生成路径 惯习是一个开放性的“性情倾向系统”，其形成会受到历史经验的影响。在公共危机治理场域中，行动者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惯习以及行动者所依托的主要资源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分析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的惯习和主要依托资源，从而了解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详见表1）。 （1）政府、社会公众的惯习生成路径 “中国在历史上有着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式的封建统治，政府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行政权力，政府能够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兴修水利、赈灾救民，这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促进了权力高度集中的强政府的形成。”尽管社會公众在当代社会治理过程中政策参与能力不断提升，但仍体现出社会公众的政府依赖惯习。 （2）社会组织的惯习生成路径 我国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和体制外的社会组织，体制内的社会组织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其运作受到政府部门权力的指导和干预，行政色彩浓厚，导致社会组织依赖性和被动性惯习的产生。体制外是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双重管理体制”登记门槛过高，使得很多民间社会组织游离于体制之外，为了取得“合法性”的地位不得不迎合政府的口味，从事本身不擅长的工作内容，使自身处于被动之中。加之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主要是以管控型为主，从扶持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到实行“双重管理体制”的政策实际上都体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信任感越来越低。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因此，政府倾向于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经济资源、政策来对社会组织加以管控，使社会组织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导致社会组织形成依赖性、被动性惯习。 二、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困境 1.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矛盾 伴随着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的充分显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范围越来越广泛，合作次数也越来越频繁，社会组织成为国家处理公共危机的重要帮手。但我国的政会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在顶层设计层面鼓励、支持、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激励社会组织参与包括公共危机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另一方面，政府在场域中处于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