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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义务的辩证思考与实践探索 摘要：关于环境义务的研究缘起于环境权的困境。环境义务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针对环境法的本位问题与环境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一直延续到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过程中。义务本位论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已有的环境义务研究多从主体角度展开,并集中于政府环境义务。关于企业环境义务的研究突破不大,关于公民环境义务的研究则集中于消费者角色。无论何种立场,国家在环境义务中承担主要角色是普遍的呼声。相对而言,关于环境义务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更多的理论深化。 环境法学界对环境义务的研究缘起于环境权在立法、司法领域里遭受的困境。对环境权的理论研究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开始,但是经过30多年的探索,学界至今仍然对环境权主体、客体、内容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甚至对环境权本身的意义也存有质疑。受此影响,环境法学研究难以沿着“利益—权利—救济”这一主流的法学研究范式进行理论建构,作为部门法的环境法也备受传统部门法的诟病。环境法理论研究的滞后,也传导至环境法律制度的有效建立和环境立法的质量提升。有人讥讽中国虽然有数量庞大的环境立法,但却同时拥有最恶劣的生态环境。痛定思痛,学者们开始反思,将环境权作为环境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环境立法、环境司法救济中心所带来的问题,进而跳出环境权的困境寻求新的研究范式。自2003年起,徐祥民教授发表了一系列质疑环境权本位的文章,成为国内环境法从环境权到环境义务思维转变的节点。近十年来,有关环境义务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并达成越来越多的共 识。2014年新修订 的《环境保护法》虽然体现了环境法义务本位思想,但尚未形成自觉的理论指导。本文希望通过对环境法义务理论的梳理,厘清环境法义务理论的主要内容,为未来的中国环境法治提供较为明晰的理论发展方向。一、环境义务本位重构环境法理论体系的努力,其起点就是环境法本位问题。因此,环境义务研究兴起之初矛头就直指环境权,从而引发了环境法本位之争,即中国环境立法应以环境权利还是环境义务为本位。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的争论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关于环境权的主体、理论依据以及路径选择合理性的论辩最为激烈。(一)环境义务本位论的基本观点环境法的义务本位,是指通过普遍设定环境义务、限制所有主体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的方式来设计环境保护的实现模式。义务本位论的首倡者徐祥民教授认为,环境资源有限而人类欲求无限,因此,解决环境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分配,这种分配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义务,义务本位是环境法的唯一选择。一方面,义务本位论者采用立证方式,从正面论证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他们认为,环境保护法的任务就是把过去认为是合法的做法宣布为非法,把过去曾作为权利予以肯定的一些行为宣布为不是权利,或者还承认其为权利但要求其行使必须附加某种条件,或不得超过某种限度。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保护法就是权利限制法,是以义务本位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现代环境法。另一方面,义务本位论者通过强烈质疑和批评权利本位论来反证自身。他们认为,全球性环境危机至少在危机应对 领域已经 打破了权 利话语,使权利面对环境危机而无能为力,取代它的应是人们的责任意识,是人们共同保护环境的义务。只有从个体出发,努力合作保护环境,以实现人类整体的环境利益才是切实可行的途径,而对于个体来说唯一的方式就是付出或限制,这种付出或限制,在权利义务中的体现就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所以,与环境结合的应该是义务,而不是权利。(二)对义务本位论的反驳和批评针对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义务本位论也遭到了权利本位论者的反驳。权利本位论者认为,环境立法的失败不是权利本位导致的,而是由于权利本位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是权利本位缺乏实现的客观条件———公共机关支持和监管的缺位等外在因素造成的。权利本位论对义务本位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法律规范的外在形式谈论本位问题过于浅表。权利本位论认为,本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具体法律中采用何种法律规范,则与其所依附的法律部门的性质相关,即使通篇都是义务性规范,也并不代表具体环境法律就是义务本位型的。也有学者从评论环境法本位之争的角度对环境法本位之争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些学者认为,环境法的本位之争是对法学理论提出的权利本位论的“直觉式反驳和全盘式接受”,没有提供审视环境法的内 在基准。他们 认为,在这场争 论中,权利本位论缺乏现实性研究,义务本位论缺乏哲学正当性研究,二者在根本上有五个共同倾向:(1)都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环境公共利益的共同善和个体善的特质;(2)都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利己倾向和合作倾向在维护、增进环境公共利益中所具有的功能;(3)都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主观权利 (主观法) 和客观法, 因而都没 有洞见环境法是维护、增进 环境公共 利益的客 观法; (4) 都在一定程度上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