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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风险管理论文 中国投资银行业虽然发展历程短暂，但其行业的淘汰率却是中国诸多行业之最，不用说那些因整顿被迫出局的信托投资公司，就连中农信、中银信、中创、广信、君安这些证券行业的翘楚，都难逃厄运。究其原因，是中国投资银行原有的行政治理机制绩效已释放殆尽，市场导向的经济治理机制尚未形成，从而产生治理机制的“空洞化”，进而导致投资银行风险管理效能低下，出现了投资银行风险生成与防范机制的非均衡格局。因此，要防范投资银行业的风险，就必须提高投资银行风险管理的效能，而提高中国投资银行风险管理效能的突破口在于：促进治理机制的经济化和高级化，使之与投资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相匹配，最终实现投资银行治理机制优化升级与风险管理效能提高的双赢格局。 从外延上看，法人治理结构应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从内部结构上看，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结构在逻辑层次上是不一样的。外部治理是处于主动地位的，它是法人治理的首要条件和基本机制，而内部治理则是以外部治理为基础的，它是外部治理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判断某种具体的法人治理模式是否有效，要以其是否适应其外部治理条件为标准。由此，可以展开如下推论：其一，作为外部治理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内部治理只有在适应外部治理的条件下才能有效率；其二，现实中外部治理条件千差万别，不总是完善的，因而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完美”的内部治理模式；其三，内生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又意味着，对应于各种不同的外部治理条件，总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相对有效的内部治理模式。把对这种逻辑结构的理解应用于我国的投资银行问题，意味着只有首先着眼于投资银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探寻与改善特定外部治理条件相适应的内部治理，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投资银行风险管理效能的提升。其基本思路如下： 一、外部治理机制的优化 外部治理是指所有者通过市场对经营者的间接控制。在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及人力资本市场都具备竞争性特征的条件，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与评价就可以借助于具有可比性的指标来进行.这会增加法人治理过程的透明性和客观性，并可以降低其成本。外部治理机制的优化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1、控制权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所谓控制权市场是指公司的控制权被交易的市场，主要的方式有兼并、收购、要约收购与委托书收购等。内部人控制的代理问题可以通过一些组织和市场方面的机制来得到有效控制：法玛和詹森(1983)假设当一家公司的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时，该公司的决策体系将决策管理(创立与贯彻)从决策控制(批准与监督)中分离出来，以限制代理人决策的效力，从而避免其损害股东的利益；控制职能由股东选出的董事会来行使；报酬安排和管理者市场也可以使代理问题得到缓解(法玛，1980)；公司可以通过奖金或股票期权等方式将管理者的报酬与经营业绩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促使管理者拥有自己的声誉，而且劳动力市场将会根据管理者在经营业绩方面的声誉来确定其工资水平；股票市场则提供了外部监督手段，因为股价可以反映管理层决策的优势，低股价会对管理者施加压力，使其改变行为方式，并且忠于股东的利益。 现在，中国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达到公司化，而且中国股票市场还不够成熟完善，股价不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企业的综合价值，况且，能够上市交易的投资银行只是凤毛麟角，因此，股票市场并不能真正起到外部监督作用；其次，现有的报酬安排对企业的管理者也不能取得真正的激励作用，因为经理人员可以获取与其职位相联系的“控制租金”，这些大量的控制租金远远地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和持股所能带来的收益；再次，中国不存在一个积极的管理者市场，大部分经理人员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因此经理人员的选拔标准不全是经济绩效，评价方法也比较落后；再则，政府虽是名义上的大股东，但其在企业的监督管理上仍然是缺位的。 因此，当所有这些机制不足以解决代理问题时，控制权市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最后一种外部控制手段。构建控制权市场的前提是对投资银行进行公司化改造。当前最为紧迫的是要建立健全与投资银行并购活动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以及制订具体措施，为投资银行业的并购行为扫清障碍。 2、积极推进董事和经理队伍的职业化和市场化建设，人力资本市场有长期的记忆力，它能识别和评价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并通过其人力资本市场价格的波动，刘其施以赏罚。高素质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上佳表现会为他们带来新职位；而表现不佳则在离任后很难再被聘用于其他的公司。就中国现实而言，积极的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而人力资本市场对企业家资源的配置作用日益突出。有鉴于此，推进董事和经理队伍的职业化和市场化建设，最为现实的选择是要催育高效率的人力资本市场。 二、内部治理机制的改革 内部治理是指特定企业的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