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教程-第三节 “三家村”与20世纪50至60年代杂文.pptVIP

L/O/G/O 第三节 “三家村”与20世纪50至60年代杂文 第三节“三家村”与20世纪50至60年代杂文 “三家村”与20世纪50至60年代杂文 “三家村”杂文的基本特征 作品欣赏与分析 三 一 二 一、“三家村”与20世纪50至60年代杂文 曾被鲁迅称为“投枪”“匕首”的杂文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没能得到应有的提倡。用来解释政策条文的不痛不痒的东西大量存在，但认真地从严峻的现实出发的杂文数量很少。 20世纪50至60年代杂文出现过两次勃兴。 第一次是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此次勃兴显示了杂文的锐气，明显地带有“鲁迅风”，因此也可以称为“鲁迅风”的显现期。代表作家是徐懋庸、巴人、夏衍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徐懋庸创作了100多篇杂文，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蛮干行为和不民主作风作了“不留情面”的批判和抨击。他的文风直截了当、尖锐辛辣，在当时颇有代表性。《“蝉噪居”漫笔》、《武器、刑具和道具》是影响较大的佳作。 第二次勃兴是1961年至1964年年初。由于自然灾害、“左”倾错误等的影响，我们国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策及其结果进行反思，民主气氛开始活跃。这是杂文再度突起的根本原因。“三家村”杂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一、“三家村”与20世纪50至60年代杂文 除文艺政策调整、民主气氛活跃之外，社会上与文艺界对杂文创作的重视和倡导，特别是党和国家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杂文创作的亲自参与，也是杂文创作再次兴盛的重要原因。 “三家村”杂文代表着当代杂文的最高成就。 所谓“三家村”杂文，指的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以“吴南星”的笔名创作的杂文，它因三人在《前线》杂志上创办的“三家村札记”专栏而得名。 人们在讨论“三家村杂文”时，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吴南星创作”的范围，而指向了他们三人的所有创作，至少也是指这一时期的所有创作。这些创作后来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磨难（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捕入狱），对他们的批判也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与另一个时代的前奏。 一、“三家村”与20世纪50至60年代杂文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笔名马南邨，福建福州人，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翌年秋，转学到上海政法学院，1934年转入河南大学历史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前线》杂志主编。1949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有《燕山夜话》等。 一、“三家村”与20世纪50至60年代杂文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1931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北平解放，吴晗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从1949年11月起，他还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除杂文创作外，他还写出了在中国当代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新编历史剧剧本《海瑞罢官》。这一剧本连同“三家村”杂文，将他推进了苦难的深渊。 一、“三家村”与20世纪50至60年代杂文 廖沫沙(1907—1990)，原名廖家权，笔名繁星，湖南长沙人，著名作家，杂文家。1922年入长沙师范，毕业后到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并开始发表作品。20世纪30年代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曾三次被捕入狱。1949年到北京，任北京市委委员、教育部部长等职。1961年参加编辑《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著有《鹿马传》、《分阴集》、《廖沫沙文集》等。 二、“三家村”杂文的基本特征 “三家村”杂文的突出特色是格调温和，写法上讲究侧面迂回，字里行间透露着幽默、含蓄和规劝。这种风格是对中国杂文的一个合乎时代规律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杂文提供了新的范例，代表着当代杂文的新特点与新成就。 格调温和、文风委婉、语言幽默，是“三家村”杂文的重要特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仍然是杂文描写的对象。但在这里，我们很难看到“鲁迅风”式的尖刻，而代之以温和的讽刺和善意的批评。 二、“三家村”杂文的基本特征 与温和委婉的基调相适应的是其侧面迂回的写法。“三家村”作者很少徐懋庸式的正面抨击、层层进逼，而总是旁敲侧击、点到为止；其文常常引出古今中外的典故或小知识，层层铺开，借典故而作类比，使人们在读的时候既得知识享受又受思想启迪。 “三家村”杂文常常把写故事当作手段，以使行文曲折有致。 这一时期有影响的杂文家还有夏衍、唐弢、陈笑雨、孟超、袁鹰、陈残云等。 夏衍新中国成立后的杂文并不多，但有分量。作者始终以赤诚的心关注生活，用杂文发表对现实的看法。继1956年写《“废名论”存疑》引起争论之后，1962年的《从点戏开始》又引起了争论。 唐弢的《“谢本师”》、《尾骶骨之类》，陈残云的《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