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docVIP

摘要：文章以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金融改革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 响。研究表明：金融改革有助于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改革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中西 部、创新水平较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机制检验发现，金融改革可以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区域创新水平。 关键词：金融改革，区域创新，双重差分法，异质性一、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对转变经济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外核心技 术对华封锁加剧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势在必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旨在降低金融市场摩擦，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吕朝凤、毛霞，2020）[1]。经过多 年的发展，我国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方面不断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当前我国科技型企业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制约着科技创新成果产出。2012年 国家在温州设立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随后在珠三角、泉州、云南、广西、青岛、泰州、兰考、贵州等地设立了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旨在进一步深化金融体 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那么，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是否促进了地区的科技创新？又是通过哪些机制实现的？此外，试点地区 在地理区位、区位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试点政策对地区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已有研究尚未直接进行探讨。鉴于此，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金融综合 改革试验区试点对地区创新的影响，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具有现实意义。 Schumpeter（1911）[2]首次将创新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并将其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行新的组合。目前，关于金融改革与区域创新涌现了大量文 献，从已有研究来看，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改革的宏微观效应研究。有学者研究发现，金融改革有助于缓解资本配置扭曲（韩瑞栋、薄凡，2020）[3]，也 有助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邓向荣等，2021）[4]。也有学者认为，金融改革有助于提高试验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陈晔婷等，2018）[5]，同时也会带来微观效 应，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王贤彬等，2020）[6]。二是关于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在宏观层面，区域技术创新受到区位因素约束，主要通过区位内源、区位通 道、区位场对区域技术创新产生约束（孙卫东、鲁铭，2013）[7]。此外，金融发展（Meierrieks D，2014；王世强、张金山，2020）[8-9]、财政分权（龚刚敏、赵若男，2021）[10]和数字金融（徐子尧等，2020；郑万腾等，2021）[11-12]等因素对创新产生影响。在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潘健平等，2015）[13]、高管职能背景（刘 鑫等，2020）[14]、公司规模（Schumpeter，1942）[15]及盈利能力（Aghion等，2012）[16]等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三是关于制度与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陈怀 超等（2020）探究了制度支持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支持均有助于产学研协同创新[17]。还有学者发现，知识产权保护（Yongmin Chen and Thitima Puttitanun）[18]、营改增（袁始烨，2019）[19]和环境规制（冯宗宪、贾楠亭，2021）[20]等对创新产生不同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大多集中在金融改革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尚未发现有学者直接研究金融改革与地区创新之间的关系，也鲜有学者基于城市层面数据 考察金融改革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尽管已有学者从制度视角探究了制度优化对创新的影响，但大多数研究方法难以克服内生性问题，使得研究结论不够稳健，因此， 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可完善之处。基于此，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定量评估金融改革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与以往文献侧重于探究金融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本文着重考察金融改革对地区创新的影响，并 探究了金融改革可以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丰富了相关领域研究。此外，通过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