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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的代际差异 我拿不准洪晃是否21世纪中国期刊出版人新世代的代表，称她为其中之一员，总不会差驰太多的，尽管我一时也难以 确定中国在加入WTO后是否真的涌现了一个期刊职业出版人新世代。这个新世代除了裹挟境外资本，多年浸淫国际媒 体运作规则外到底还有其他哪方面的特征？观察新世纪期刊现象稍一深入，则不难看到他们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身影。 如许困惑，应该说是解析21世纪中国期刊历史发展的难题之一。 十年前，海南出版社出版了洪晃写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书名肩题为“出版人洪晃传略”。 作为出版人的传略，作为出版人洪晃的传略，到底该如何评价，我说不好，说不准甚至不想去说去评价。我在给学 期刊出版实务的学子或友朋开列参考书时，总不忘推荐此书。我曾在北京印刷学院给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本科生多年开设 期刊策划导论课程，1997级一选课学生在课程结束时跟我说过一句话：对于初学期刊的学子而言，做得不好的期刊比 做得很好的期刊更有价值。道得此语，可见悟性，该学生后来留校成为我的同事。 洪晃女士作为出版人曾出版《I look 世界都市》《乐》和《Seventeen 青春一族》等杂志。她同事王勇记下了她 们一起编辑《I look 世界都市》的一个细节： 对于已经制定出来的编辑流程是要坚决执行的，对于胆敢违反规定的编辑洪晃总要当众与她理论一番，这样几次， 编辑部的规矩就神圣起来，即使有些不尽合理，可总比没有规矩要强。有一次，两个编辑交稿没有交全，好像是为了赶 流程进度，先把文字交了，图片没有交。洪晃就在我的身后与她们理论起来：“有这样的吗，交一半的稿就算交了，你 们做爱也做一半吗？你们肯定不干。”当时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可回头看两个妹妹都从容自若，面无难色，我自己知道 少见多怪了。（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第64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洪晃出身名门不假，而她的离经叛道，非传统的生活道路也是确确实实的”，洪晃母亲章含之先生曾这样评论洪 晃（见该书封面）。上段转述的编辑部故事，是否简单而粗暴，或许可以质疑，由此看洪晃作为新世代期刊出版人的非 传统反传统，倒“也是确确实实的”。 2002年我曾执行主编一本年刊，好不容易把这刊的创刊号做出来后，我打退堂鼓了。2003年版勉强让挂了个副主 编，编2004年版时则因科研任务压头，与编辑部主任办刊思路、工作作风不契，徒挂虚名也坚决不允了。这让年过七 旬的老主编非常为难，他几次与我商量编辑计划及执行方式，我既不上心，也不回应。如此迂回劝勉几次后，他说了一 句：这年鉴是你提议创刊的，现在你中途不管，甩手交给我这个老头，很不仗义。当时，我听了不吱声。第二次他跟我 单处时又重复了这句话，我还是没有吱声。过了十年再回想往事，那句话是这位长者，这位期刊界前辈对我说得最重的 一句话了。 因为年龄等方面原因，那位前辈也已于两年前卸任那年刊主编，看洪晃书，由“非传统”我倒想起他来，他出身于 诗书之家，建国初期在一著名学府接受高等教育，后又在该高校执教多年，作为传统编辑未必典型，作为传统文人倒是 非常典型的。由两事联想两人未必恰当，以此管窥21世纪初叶期刊人的代际差异呢？ 21世纪初叶传统期刊人与“非传统”期刊人共存共荣则是可以略备一说的。如果说两人两事均为极端之个案，不 具代表性，那21世纪初叶传统期刊人与非传统期刊人之共生共荣，则纯为假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