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职业教育舆论建设探析及历史借鉴.docxVIP

PAGE 1 - 民国职业教育舆论建设探析及历史借鉴 陶仁义?杨雨慧 摘要1917年，职业教育在国内倡导伊始，被传统文人恶意讥讽为“吃饭教育”，黄炎培等职教界人士在以《申报》为主体的舆论支持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回应。自此，吃饭（生计）、职业、教育之间的关联逐渐为世人所接受，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被纳入新的学制体系。回顾职业教育在民国时期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发展历程，对当下职业教育坚定走类型发展之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吃饭教育”;黄炎培;职业大学;舆论建设;历史借鉴 中图分类号G7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22）06-0075-05 1918年1月，职业教育倡导者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第3期发文，对社会上将职业教育讥为吃饭教育的言论予以回应：自本杂志第一册以幼儿画饭具揭于面，一时议论蜂起。称之者曰：“善哉！今后之学子，其得啖饭地矣。”诋之者曰：“鄙哉！乃以职业教育为啖饭教育也。”二说背道而驰，果孰非而孰是乎？请得而释之。吾人在世之目的与天赋之责任，其决非仅为个人生活明矣。虽然，苟并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职业教育之效能，非止为个人谋生活，而个人固明明藉以得生活者。以啖饭教育概职业教育，其说固失之粗浮，高视职业教育，乃至薄啖饭问题而不言，其说亦邻于虚骄。① 吃饭，又被写为“啖饭”“喫饭”，包含两层涵义。单独使用时多取其基本含义，即通过进食来获得日常生活所需能量的行为;在具体语境中或与其他词连用时取其引申（社会）的含义，即通过一定的技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常以“混饭”“骗饭”“饭碗”等谦词的形式出现，与不同时代中的“生计”“谋生”“就业”等词语义相同。 社会舆论视职业教育为吃饭教育，既与黄炎培在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宣传、推广过程中使用“吃饭”“啖饭”等词有关，更主要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仍根深蒂固，掌握话语权的传统文人对新思维、新理念的排斥和抵制，揪住“吃饭”这一“鄙词”不放，对职业教育予以嘲讽，对《宣言书》中使用频率更高的“雅词”——“生计”选择性地视而不见。 本文旨在通过对职业教育倡导初期社会视其为“吃饭教育”这一舆论形成、发展、转变过程的梳理，以史为鉴，结合当下职业大学所面临的社会质疑与困惑，以期为当下大众对职业教育思维定势的转变提供历史借鉴。 一、“吃饭”与教育的结合 1913年8月，时任民国江苏省首任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针对当时学子“往往受学校教育之岁月愈深，其厌苦家庭鄙薄社会之思想愈烈，扦格之情状亦愈者”的状况，开宗明义地指出“自社会困于生计，于是实业教育问题惹起一世之研究”，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弊病，“学校普而百业废，社会生计绝矣”[1]，提倡“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2]，宣传课堂知识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教育，在当时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1914年元月底，黄炎培辞去公职，以“旅行记者抱一”的名义写稿按期发表于《申报》，所有教育情况和评判按期发表于《教育杂志》[3]，展开对当时国内经济中心的苏、皖、赣、浙数省及政治中心的山东、河北、直隶地区的教育状况考察。“学校愈多，则造就无业游民亦愈多”[4]现象的广泛存在，促使黄炎培开始关注毕业生谋生的现实重要性。 报纸受众的广泛性要求使得黄炎培行文风格较前发生明显转变。期间，黄炎培首次将“吃饭”这一“鄙俗”之词与“教育”相提并论，“景德瓷工岂旦莫肯受新教育而已，且甚疾视此改良事业……而其最大原因，实由景德为瓷工势力范围，己则守成法不肯改，而复心怵于一经改良，将立被淘汰而无所啖饭，遂有合群抵制之一途”[5]。 1915年4月至7月，在受民国教育部指派赴美考察教育期间，黄炎培仍用“生计”一词与教育相连。在夏威夷，他发现岛上土人数量从之前的30万到仅存2万，“生计竞争之失败”是重要原因，而费城商务博物院陈列的中国“苦力生计”物产与纽约教育行政“现定之教育方针，在提倡职业教育，期以教育扶助生计”[6]，巨大反差对其造成了强烈刺激。黄炎培认识到“挽近实业益发达而生计问题亦日以急迫，于是复有所谓职业教育，专以职业上之学识技能教授不能久学之青年”，“回念吾国……余固不欲置实业专门教育为后图要，不能不认识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7]。 1916年，黄炎培通过“抱一日记”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教育与社会关联的思考短文，将所睹、所察学生眼高手低、难寻吃饭之地的就业窘境予以揭露，“陈君光甫言银行引用毕业生，往往不堪其待遇，稍加声色而即以为虐。夫银行新事业，乃犹不能堪，吾惧莘莘者无啖饭地矣”，“比岁以还，各地学校青年，学成失业。任何等级之学校，除师范外，毕业生舍升学别无出路。而升学者必居最少数，缘是大多数学生，几求一饭之地而不可得。此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