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强制性”转让技术的动因、模式与效应——来自中美汽车合资合作企业的多案例研究.docVIP

跨国公司“强制性”转让技术的动因、模式与效应——来自中美汽车合资合作企业的多案例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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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强制性”转让技术的动因、模式与效应——来自中美汽车合资合作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摘要:美国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中国301调查报告》中,将我国汽车产业的合资企业界定为实施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的载体。本文从行业和企业层面的经验研究对这一论断进行了辨析,主要的结论是: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是一种“自觉、自愿、合意、共赢”的公平交易行为,并在产业政策的激励和扶持下,主导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中美汽车合资企业是通用、福特等美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他们从合资经营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人为割裂和限制汽车产业的国际分工协作关系,无助于改善美方的贸易条件和降低贸易赤字。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跨国公司,技术转让,合资企业,汽车产业 一、引言 最近两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已经从美国贸易赤字的成因辨识,发展到技术转让、产业政策和创新主导权等基础层面。技术转让是美方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关志雄,2018)。2017年8月开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即USTR)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要求,基于美国《1974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对我国政府关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政策等领域的法律、政策和实践进行正式调查。2018年3月22日,USTR正式公布了《中国301调查报告》和相关的听证资料,其主要的结论是:中国政府为了减少对先进国家(主要指美国)的技术依赖、升级价值链和赢得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地位,设计和实施了不公平的技术转让机制;这一机制对美国而言是不合理、歧视性的,最终会限制美国的出口、降低企业的创新回报、转移就业岗位、增加贸易赤字和削弱创新能力①。依据这个证据不充分、观点前后矛盾的调查报告,美方不断加征和提高关税、取消已达成协定、制裁我国主导企业,人为增加了落实已经达成贸易协定的难度。 我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多次反驳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述调查报告的错误结论。国务院新闻办在2019年6月2日发表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中明确指出②:“中国经济发展受益于国际技术转让和传播,国际技术持有者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指责中国强制技术转让是没有事实根据,完全站不住脚”。2019年6月6日,我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进一步显示③,仅在2017年的中国市场中,归属于美国合资、独资企业的销售收入就有9400亿美元之多,远超美方公布的5000亿美元对华贸易逆差。这种“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双方”的贸易总量分配格局也有学术研究上的依据(许宪春和余航,2018;夏先良,2018;Maet.al.,2015)。本文将围绕汽车合资公司的技术转让问题,为上述报告和研究提供来自企业层面的新证据。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和效应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转让既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先进技术和实现赶超目标的主要途径,也是跨国公司拓展市场范围和势力的重要手段(Holmes,et al.,2015).Glass and Saggi(2002)的寡头垄断模型分析证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之间技术转让的博弈均衡取决于技术的先进程度;Mattoo et.al.(2004)的数理分析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高的技术转让成本,会驱使跨国公司选择直接投资而非兼并收购的进入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后者获得先进的技术。Ishikawa et.al.(2009)的数理模型显示,在跨国公司拥有合资企业控制权的条件下,东道国对合资企业股权比例的适当限制,有利于技术转让和获得溢出效应;Williams and Vrabie(2018)的案例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动机与东道国汽车产业的聚集程度和研发程度正相关,吸引FDI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基础设施和科技投入上。Karabay(2010)使用机制设计理念建立的模型也证明,在信息不对称的竞争环境中,设定股权比例约束不仅是东道国分享FDI高效率产出和租金的必要手段,也是跨国公司弱化进入新兴市场壁垒的工具之一。 技术转让也是跨国公司掌控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方式。Ruffin and Jones(2007)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范式证明,转让“次优”技术能够给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带来双赢的结局,基础设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强制”要求跨国公司转移最前沿的技术,反而会产生消化不良的问题。Muller and Schnitzer(2006)认为东道国给予合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或者财政补贴,就是为了补偿技术溢出效应给跨国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Howell(2018)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实证检验就发现,在产品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的市场中,合资汽车企业产品质量的改善程度要小于自主品牌,原因在于跨国公司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合资企业。这一计量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盖勒格(2007)案例研究的发现,即美国汽车公司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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