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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对游戏研究的嬗变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西方学者对游戏研究的嬗变 1 一、游戏与哲学 2 二、游戏与文艺 4 三、游戏与教育学/心理学 5 四、游戏与文化/媒介 7 文2：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 9 注释： 22 参考文摘引言： 25 原创性声明（模板） 26 文章致谢（模板） 26 正文 西方学者对游戏研究的嬗变 文1：西方学者对游戏研究的嬗变 “游戏”一词， 于各大语系里均可找出词源， 并且能指既高度重叠， 又各有保留。赫津哈伊 (Johan Huizinga) 曾在代表作《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里以英文“play”为中心， 旁征博引， 对各国“游戏”进行词源学考辨[1](P32-53)， 指出它们的共通范畴。当然， 在这共通范畴之外， 我们仍可嗅到“游戏”的本土气味， 而正是这本土性把“游戏”的内涵变得庞杂， 不仅难说中国的“游”、“戏”或者“游戏”与西方的“游戏”完全对应， 就算在所谓的西方世界里， “Play”、“Game”、“Spiel”、“Ludus”等游戏语词间也存有差异。 即便如此， “游戏”仍是可以在学术体系内予以讨论的对象。其实相关讨论早已展开， 并被限定在三个领域内， 同时也反映出“游戏”概念“进化”的三个时间:第一， 自18世纪始， 是“游戏”讨论的哲学/文艺时间， 主要集中在德语地区， 中心词汇为德语“Spiel”， 讨论对象比较抽象;第二， 从19世纪开始， 是“游戏”的教育学/心理学时间， 出现了新的讨论范式， 主要阵地向西转移， “Play”、“Game”这类英文词汇开始受到重视， 讨论对象也由抽象渐变为具体;第三， 当然是20世纪下半叶至今， “游戏”的媒介/文化时间， 在游戏机征服世界的语境下， 讨论波及全球， “Video Game”、“Digital Game”、“Online Game”等“游戏”语词的能指/所指在各国几乎完全重叠， 且讨论对象与讨论方式也是同一。由此可见， “游戏”作为一种学术语言， 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由局部到全球、由模糊到明确、由抽象到具体、由哲学/文艺到教育学/心理学再到文化/媒介这样的嬗变过程， 指明这个过程也就理解了西方世界的“游戏观”及其演变。 一、游戏与哲学 18世纪以来， “游戏”在欧洲 (准确的说， 是在德语区) 最常见的论述， 还是它作为一道哲学命题， 不少哲人通过它来理解人类与世界及其相互关系。付立峰曾围绕“如何克服虚无主义”这一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对西方“游戏”概念做了系统梳理， 指出不同哲学家的“游戏”互有差异， 甚至相互“拆解”， 但均试图完成对“虚无主义”的超越。他认为“游戏”的开端要从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的“宇宙顽童的大游戏”说起[2](P70)， 柏拉图 (Plato) 继而在《法律篇》中确立了“游戏”对于城邦教育的重要性， 并将城邦生活视作神的游戏。后来康德 (Immanuel Kant) 与席勒 (Frederick Schiller) 将“游戏”重新拉回人类主体的身边， 在康德的人学体系中， “游戏” (1) 是审美的本质， 而席勒则将“游戏冲动”视作美的基础。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作为形而上学的叛逆者， 抓住赫拉克利特“游戏”的“生成”与“斗争”观念并加以拓展， 试图将生命从康德式道德说教中解放出来， 重新恢复生命的游戏本性。“海德格尔以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名义， 向世人展演了‘天地神人’的‘四方游戏’”[3]。伽达默尔 (HaGeorg Gadamer) 又从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对先验哲学、主体哲学的解构中为哲学解释学寻到支点， 将游戏理解为超越“主体意识”的活动， 提出“游戏”真正的主体是“游戏”自身。近来， 游戏哲学在国内哲学界渐成热点， 付立峰的梳理是及时且颇有助益的。 无独有偶， 彭富春也曾对西方游戏理论进行梳理， 他指出“西方关于游戏的理论的演变显然表明了其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主题:古希腊的世界 (在场者的整体) 、中世纪的上帝、近代的人性 (理性) ， 现代的存在 (生活) 和后现代的语言 (文本) ”[4]。当然， 对“游戏”的哲学理解尚有其他维度， 语言哲学是其最重要的延伸。比如， 晚年的伽达默尔认为对话与游戏是同构的， 对话里包含游戏[5] (何卫平， 1999) ， 如此思考与维特根斯坦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tein) 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法十分类似， 维特根斯坦将“由语言和行动 (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 所组成的整体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