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洋务运动观念中的船山哲学探究.docVIP

郭嵩焘洋务运动观念中的船山哲学探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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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洋务运动观念中的船山哲学探究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郭嵩焘洋务运动观念中的船山哲学探究 1 一、导言 1 二、郭嵩焘的洋务外交哲学中的船山“历史理势论” 2 三、郭嵩焘洋务思想背后的船山“知时审势”方法论原则 5 四、船山哲学在郭嵩焘洋务思想中所面临理论问题与内在矛盾 10 文2:中国管理哲学探究 13 一、中国管理 发展 13 二、中国管理哲学 14 三、管理是什么,为什么管理 14 四、 中国 管理 哲学 的改进方向 15 参考文摘引言: 16 原创性声明(模板) 17 文章致谢(模板) 17 正文 郭嵩焘洋务运动观念中的船山哲学探究 文1:郭嵩焘洋务运动观念中的船山哲学探究 一、导言 同治四年(1864),在曾国藩指挥湘军攻克天京(南京)并基本扫平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次年,他支持其弟曾国荃于金陵重刻刊印《船山遗书》三百二十卷,并为之作序。在序言中他认为:“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1]255-256“纲维万事”意味着,曾国藩将船山的思想当作了与既往程朱理学不同的新的儒家意识形态与价值标准,而随后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了曾国藩与整个湖湘士大夫集团所推动的政治与制度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在同光之际兴起的,由湖湘士大夫集团为主导者之一的洋务运动。 郭嵩焘是那一代湖湘士大夫集团中鼓吹洋务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曾国藩也是儿女亲家,还是近代第一位出访欧陆的清政府高级官员,近现代中国外交第一人。同时,他又是晚清船山哲学的倡导者与鼓吹者当中的核心人物,在船山祠落成的祭文里以王船山的私淑弟子自居。就此言,对郭嵩焘洋务思想的研究,可以试着观照两个问题:一是在湖湘士大夫集团的洋务思想中船山哲学的影响几何?二是其影响具体集中在哪些方面? 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学术价值在于:可以从一个案例典型的角度来反映传统中国学术在晚清近代化与西方化的思想思潮中所占有的地位与影响,并以此管窥近代中西哲学交汇融合发展之一斑。这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 二、郭嵩焘的洋务外交哲学中的船山“历史理势论” 从船山学研究史上说,尽管近代船山学研究似可以曾氏兄弟的金陵开局为起点,但在其后对船山思想的发扬中,郭嵩焘却是其中不能绕过的一个人物。众所周知,郭嵩焘对船山思想推崇备至,甚至认为:“至于析理之渊微,论事之广大,千载一室,抵掌谈论,惟吾朱子庶几仿佛,而固不逮其精详。”[2]675将船山与朱子比肩而论。此外,其曾在罢官回乡讲学的时候为王船山建立私祠(后来成为船山学社),并在光绪二年正式上疏清廷,首开晚清船山从祀的倡议,这也表明了他对船山哲学的重视程度。 但从历史上看,郭嵩焘的这一奏疏并没有得到主管从祀一事的礼部的批准。其后,关于王船山从祀一事更是成为晚清湖湘士大夫与清廷中央保守派所反复博弈的一个政治议题。湖北学政孔祥霖、御史赵启霖又分别在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奏要求从祀,但都没有及时得到批准。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随着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才终于批准从祀。关于这段历史事实,当代学者多有着述,此处不展开。 在这段公案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郭嵩焘递交这一从祀奏疏的时候,清廷执掌礼部的官员乃是徐桐,其正于此年履新。此人作为晚清着名的传统理学守旧派,对于洋务运动以及向任何西方学习的主张皆持反对意见。《清史稿》上说他:“崇宋儒说,守旧,恶西学如仇。门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谒。”[3]12750 相反,做过首任清廷驻英、法两国大使的郭嵩焘正是晚清提倡洋务运动并力主向西方学习的主要人物之一,因此郭氏以船山从祀为契机力图推广其学的这份奏疏,实际上可以看成是清廷中央守旧的清流保守派,与以湖湘士大夫集团为核心的洋务派之间的一次新旧政治与思想交锋。郭嵩焘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在奏请从祀的同一年,他上疏清廷陈述了自己对于洋务外交的看法,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船山哲学的影子。其云: 窃谓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应付之方,不越理、势二者。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我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争,不能不应者也;彼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所万不能应者也。宜应者许之更无迟疑。不宜应者拒之亦更无屈挠,斯之谓势。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4]793 在上述引文中,郭嵩焘根据自己在欧陆诸国的游历以及处理教案的经验,总结出了晚清以来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哲学。依郭嵩焘看来,外交是非常现实的东西,一切讲求从具体实际出发,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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