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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播体系起源与演变的批判性思辨及探析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秩序的新变革，围绕全球传播体系的争论成为各国学界关注的前沿热点话题。现代全球传播体系的建立与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科技不断进步使世界变成了平的，但国与国在传播权力与地位上并不公平。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居于强势主导地位，在文化层面构建起了一种文明等级论的政治无意识并渗透进全球传播体系之中。本文试图跳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制，从全球史的角度对现代全球传播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进行批判性思辨与探析。 　　一、全球传播体系的历史溯源与文明等级论的影响 　　阿芒·马特拉（armandmattelart）在《全球传播的起源》中以有别于以往对全球传播考察的媒介中心论模式，从多维历史角度对全球传播的发生发展进行描绘，①通过流动社会、普遍联系的乌托邦、传播地缘政治空间和人体测量这四条历史平行线勾勒出从18世纪至今的全球传播体系历史发生学。②对于人类当前全球传播体系的考察，不能局限于对现状的分析，应当从全球史的研究视野出发，将全球传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置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量。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应当追溯至16世纪欧洲发现美洲大陆开始的全球范围扩张，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双重的全球传播体系，一个是以侵略和殖民行动推动的全球传播，另一个是人权、自由、民主等理念的全球发展与弘扬。这两个全球传播体系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对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peacetreatyofwestphalia）的签订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及国际政治秩序的确立。西方以民族进行主权划分的逻辑实际上也强化了不同民族人民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与他者的差异，形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意识。 　　西方文明的崛起伴随着对外扩张与侵略，在文明等级论意识下将世界、种族人为割裂为文明与野蛮，在此逻辑下不断对外进行殖民主义扩张。从哥伦布航海发现美洲大陆的全球传播实践开始，西方文明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普遍采取军事、宗教和商业三种方式去巩固其霸权地位，而宗教传播奠定了西方的话语和文化霸权基础。在西方文明思维范式中，不同文明、不同种族是有等级差异的。在欧洲殖民扩张中，文明等级论逐渐内化为西方人的政治无意识，在传播实践中，也只会接受由西方传播至非西方，文明传播至野蛮的单向度路径，忽略甚至抹杀非西方国家或非西方文明的传播诉求，双向传播或对话仅限定在文明国家之间，这种文明等级论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也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的制定思路。 　　近现代以来，东方文明日渐式微，东方国家普遍处于追赶、学习、模仿西方文明的进程中。爱德华·萨义德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的东方主义理论框架实际上批判了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某种霸权主义色彩的偏见与集体想象。纵观人类文明史，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方式往往是多元的、互动的，与西方文明殖民式地输入截然不同。 　　西方文明的全球传播在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原住民造成野蛮破坏的同时，也提供了化解野蛮的解决方案，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全球传播给人们带来的解放意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凸显了一个如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所谓的历史悖论，即人们需要同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不断斗争才能逐渐吸收采纳西方的价值观念。 　　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实践，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过程中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此后媒介的商业化和资本化成为主要发展趋势。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使得遵循商业原则和资本逻辑的媒介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而新闻媒介又反过来从更加深入的文化层面影响被殖民国家的民众，辅助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统治。19世纪30年代后，西方陆续成立了各大新闻通讯社，更为系统地掌握全球传播体系，通过信息控制来为殖民扩张服务。1870年，“联环同盟”协定的签订，就是一种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思维主导下构建的传播体系，是对世界新闻和信息市场的瓜分和垄断。 　　二、全球传播体系的建立与西方文明的霸权逻辑 　　在这个全球传播体系中，单向度传播行为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还有西方各大跨国公司、资本巨头等，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庇护下，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扩张，向非西方国家带去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带去了霸权和压迫。正如艾森斯塔特（shmueln.eisenstadt）批判性地指出，西方文明现代性本身就包含着野蛮，人类发展必须检讨现代性本身，改变世界格局中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关系。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实际上蕴含着全球化转型，其断言全球现代化发展必然朝着同一方向进行，从长远角度看，世界将汇合成为单一文明。③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逻辑，由美国主导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