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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东的一种能力 　　由于华东先生卓越的书写水平，所以近几年不断在大赛中摘金夺银，颇有成绩，以至于引起世人的瞩目，甚至有很多的评论者将之作为研究的对象，其结论大体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华东先生的勤奋。华东先生积数十年之力，十年一剑，最终有了今天的手上功夫;二是华东先生的天资高，禀赋好。华东先生有很好的笔性，所以线条之内有着常人难以捕捉到的韵律和气息。华东先生领悟力强，对于传统书法经典有着极高的把握和全面的吸收，所以作品饱含传统书法之精华;三是华东先生善于学习。善于向老师，向朋友学习和交流。华东先生对于书法在当代的发展能够异常敏感，从而纳时代性于书法中，所以其作品“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既有古典性又有时代性。 　　我比较赞成研究者和评论者对于华东先生成功经验的总结。的确，一个书学者要取得如华东先生今天这样的成绩，以上三点缺一不可，或者可以说，这三点是保证个体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否则，再好的机遇也是枉然。华东先生自是不会缺少其中任何一项。 　　然而，在我与华东先生交往的几年中，我感受最深的则是在其身上有着一种迥异于常人的能力——社会学的想象力。我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实际上是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发明的概念。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的想象力指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人们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一般意义上的人们通常是只顾自己的埋頭努力，以此作为自己获得成功的保障。我们说，个体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事实上，个体的努力总是受限于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也即是说，在稳定的社会状态中，个体在既有的群体和模式中通过自身的勤奋是可以获得一定的成功，但如果处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则个体的努力所起作用微乎其微，甚或会起相左的作用。当社会结构从旧有的模式转向一种新的模式时，或者新的模式已经到来，大多数民众都会滞留于旧的模式的适应状态中，有时会留恋于已有的模式，对于新的社会结构则格格不入，甚至心生抵触情绪。这是作为社会人的普遍心理。 　　对于旧有的社会结构而言，如果是此一社会结构条件下既得利益的获得者，其留恋之情自当正常，但对于并未获益于旧有社会结构者而言，如果还是流连于这种社会结构就会为新的社会结构所难容，当然，这里的难容指的是难以进入新的社会结构的顶层中。在现实生活中，既得利益的获得者一般是不太希望社会发生结构性的变革和演进，当社会已经发生结构性的变迁时，社会结构中的最底层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却会毅然决然地走向新社会，但对于一些中间状态的民众——似乎有一定的利益可能，或者已经获得一些小利益，但并未足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者——而言，则是心态比较复杂：一部分人希望跟着前一批既得利益者继续前进，最终走向绝路;一部分人则是处于徘徊之中，以至于坐失时机;一部分人则是迅速调转方向，投入新的社会结构中，成为新的社会结构中的受益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三类人：前排的既得利益者、中间状态者和后排的无产者。其中中间状态者处于夹层之中，如何走出犹豫徘徊的心理，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这就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 　　从旧有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的变动过程，对于个体而言，正是机遇产生之时，具有社会学想象力者能够洞察到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势态，并勇于投入到新的社会结构中，有时甚至会主动把握并创造新的社会结构，从而找到个人的生活历程和历史的结合面上的细小交点，进而赢获新社会的认同。 　　回到书法上来看，尤其是站在今天来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到今天的三十多年，书法社会结构的变迁已经相当清晰：书法学习模式从师徒授受走向科班教学，书法家认可的方式从逐渐积累的社会威望到展览评审的入展获奖。总之，站在今天的书法社会结构中，谁若再想不接受学院式的科班训练，不参加任何的展览评审，如老一辈书家那样获得社会的认同，恐怕势如登天。细细看来，书法就有的社会结构的获益者基本上是沙孟海、林散之等老一辈的书法大家，到今天尚有一批这类书法家存在，但多以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为主。对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生的习书者而言，自然而然地会去通过各种途径接受学院科班的训练。但恰恰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习书者，一方面是到八十年代时，由于师承等一些原因，已经有了或者前方似乎有一定的利益，往往一时难以看清形势，多数处于徘徊状态，只有极少数人会敏感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去接受新的学院科班训练，这一批人就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书坛的主导者，他们或到学院进修，或直接报考书法专业，或转师于学院背景的专业老师。不管怎样，都在根据自己的个人条件与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交点，获取一个新的支点，撬起自身，跃入新的书法社会中。华东先生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据我所知，华东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已经习书有年，且已经有着相当的水平和功力，而且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