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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凉山彝族自发移民探讨 　　[摘要]凉山彝族自治州存在较大规模的“乡一乡”自发移民。自发移民对迁入地既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存在户籍管理混乱、“超生”现象突出、义务教育难以落实、宅基地和承包地私下交易、公共服务缺乏等突出问题。为促进自发移民地区的乡村振興，应从“自治”“法治”“德治”入手重构基层治理体系，自治重在“发展”移民主体地位，吸纳移民参与迁入地经济社会生活;法治重在依法“管理”，明确属地责任，实施临时居住登记制度，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德治重在“巩固”迁入地社群关系，以乡规民约方式建立社会融入机制。 　　[关键词]自治;法治;德治;自发移民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694（2019）05-0114-08 　　[作者]崔玲硕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成都610072 　　黄进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都610072 　　一、引言 　　莱文斯坦（ravenstein，1885）分析了1881年英国人口普查情况，发现了出生地（推定为迁出地）和居住地（推定为迁入地）不一致的情形，形成了移民迁移法则后，移民问题逐渐成为人口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从是否由政府组织来看，移民分为“自发移民”和“政策性移民”两种基本形式。本文所谈的“自发移民”，是指全家自主进行迁移，且已在迁入地区居住并打算长期定居，但尚未拥有本地户籍的移民形态。现有对凉山彝族自发移民相关研究，从移民方向上，主要是从农村到农村的迁移;从迁移原因来看，由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造就了凉山彝族自发移民搬迁;[1]从地理区域，探讨移民对迁入地聚居区的发展等，[2]却少有学者从乡村治理体系角度去探究凉山彝族自发移民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都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笔者在对凉山彝族自治州h乡的自发移民进行长期观察的基础上，发现移民多以“乡一乡”链式迁移为主，呈现规模搬迁、集聚居住、自成村落等特点，本文试图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对凉山彝族自发移民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民族地区自发移民的治理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 　　中国乡村治理理论研究，早期是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为代表，[3]他在吸收国外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国情，首次提出“乡村治理”这一概念来解释和分析中国乡村社会。随后，学者们围绕乡村治理主题，主要开展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乡村治理内涵。郭正林（2004）提出乡村治理主体是乡镇的党委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以及村委会等村级组织和各种民间团队;[4]赵树凯（2006）认为，乡村治理中多种主体参与，通过协商谈判等方式来解决;[5]贺雪峰（2007）认为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3]张艳娥（2010）则认为乡村治理主体关系呈现多中心治理。[6]二是乡村治理机制。宗族组织作为非正式组织对民主组织的相互替代;[7]项目进村塑造“新代理人”的权威。[8]三是乡村治理模式。陈洪生（2009）以村民自治实施效果为出发点，提出自觉乡村治理模式;[9]阎占定（2011）提出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10]王海侠（2016）通过考察江西分宜的乡村治理模式，提出“党建十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ⅲ四是乡村治理路径。张继兰（2009）认为通过完善协商互动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等路径来解决乡村社会自主性缺乏、乡村组织不健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12]周朗生（2009）提出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完善乡村的治理结构和切实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路径开展乡村治理。[13] 　　已有研究对乡村治理在特定时期的变迁和转型过程中有相对深刻的认识，但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彝族人口的“乡一乡”自发迁移，特别是由此带来的基层治理问题。迁入地基层政府和迁出地基层政府往往分别以“户籍不在我这里”“人不在我这里”为由，对自发移民管理松散，严重影响了自发移民地区的乡村振兴和民族融合。本文立意于乡村治理的新思路，运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理念，对凉山州自发移民后的乡村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三、案例介绍：凉山州h乡彝族自发移民问题 　　h乡地处西昌、喜德、冕宁三个县市的交界处，距离城区约32公里，成昆铁路、108国道、107省道、雅攀高速公路纵贯全境，交通便利;位于安宁河流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合多种农作物耕种;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性气候，具有日照充足、热量充沛、无霜期长的特点，适宜人口居住。 　　根据2016年5～6月在凉山州对西昌、普格、喜德等县市的调查显示，西昌市h乡户籍人口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