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改造国民性”话语下的“新音乐”建构.docxVIP

清末时期“改造国民性”话语下的“新音乐”建构 　　[摘要]清末时期，音乐被认为与国民性密切相关。救亡图存先要改造国民性，故要对旧乐进行批判和改革，并以合群、尚武、进取等国民品格为标准和西方音乐为参照建构“新音乐”以此塑造现代国民。在“改造国民性”话语体系中，音乐与社会、西乐与中乐等关系得到了生动而具体的显现。 　　[关键词]清末时期;改造国民性;新音乐;音乐工具论;民族主义 　　清末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提出了“国民性”问题，认为它是中国病弱的症结和解决危机的起点。他们大力批判中国的国民性，“民气滞著，筋骨瑟缩”①“萎靡不振”“内之见同胞之痛苦不知恤，外之受强邻之欺侮不知耻”②“暮气颓唐”“奴隶根性”“凉血派”，主张从德、智、体等方面对国民进行改造，重新赋予中国国民以爱国、合群、尚武、进取等品质。同时，他们认定国民精神与音乐特性密切相关，认为音乐是改造国民性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中国的国民性低下正是由于中国音乐所造成，应该对其进行批判和改革，另一方面，主张以“合群”“尚武”“进取”等国民品格为标准、以西方音乐为参照创造一种“新音乐”以此改造国民和教育国民，从而实现民族国家复兴的民族主义目标。 　　一、音乐的内在精神：以“尚武”“进取”取代“靡靡之音” 　　1902年《新民丛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作者是奋翮生（即蔡锷）。他在文中锐利地批判中国国民缺乏“尚武”精神，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淫靡，他说：“自秦汉以至今日，皆郑声也，靡靡之音，哀怨之气，弥满国内，乌得有刚毅沉雄之国民也哉。”③蔡锷继承了“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传统音乐思想，并认为中国历史上几多政治动荡、朝代更替都是因为“郑声”的“淫”与“哀”造成的。他以斯巴达为例，说明音乐对于军人士气的鼓动和战争的胜利具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他尖锐地批评中国缺乏军乐，军队中的喇叭金鼓不过是号令指挥的工具，而士兵歌唱的不过是一些俚曲淫词。最后，他以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为学习榜样，提倡学校唱歌以及含有爱国尚武思想的军歌和军乐。梁启超紧随其后附和了蔡锷的主张，声称：“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④他肯定音乐能够发扬蹈厉之气、振作国民的尚武精神，而且还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他鼓励创作“雄壮活泼沉浑深远”的军歌作品，极力推荐黄公度创作的《军歌》二十四章。① 　　“尚武”精神是蔡锷、梁启超等人在日本期间从当时日本国民精神教育中习得，将之引进用以批评和塑造中国国民性的一个内容，梁启超在《祈战死》（1899年）一文中就有过记述，认为这种精神正是日本能够立国维新，并战胜我国及俄国的原因之一，②因此，他主张把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纳入中国国民教育中。③当他用“尚武”精神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时候，“尚武”精神也成为了批判传统音乐的一枚“武器”。更为重要的是，“尚武”精神恰好让他们联想到当时中国社会上流行的俗乐，俗音艳曲是历来知识分子们严厉批判的对象。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都肯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但并非所有音乐都具备这种功能，只有“中正平和”的“德音”才是“治世之音”，才能够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反，流行于民间的“俗乐”“郑声”，尽管其音调激越奔放、愉悦活泼，具有“美”的特质，但是，却不符合平和中正的“善”的标准，而被认为是“淫乐”“乱世之音”。恰如《乐记》中所述：“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乐本篇》）因此，传统士人们提出“乐则《韶》、《舞》，放郑声”（《论语·卫灵公》）的主张，认为采用德音、雅乐或是郑卫之声严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与存亡。 　　显然，蔡锷和梁启超等人继承了这种音乐思想，他们批判的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郑声”、俗乐，认为它是导致中国国民萎靡不振的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俗乐的彻底贬抑不仅是源于传统的礼乐思想，还与当时他们所进行的“改造国民性”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知识分子看来，国民性质的高低严重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与存亡，那么，培养具有高尚品格的国民的音乐就必须是“美”与“善”兼备的精神产品，而不能沦为仅供一般民众娱乐消遣之物。 　　與蔡锷、梁启超一样，匪石1903年发表于《浙江潮》上的文章《中国音乐改良说》，表明他试图用音乐“宣扬国魂，振刷末俗”的信念和决心，尽管他肯定中国音乐历史的源远流长，也肯定音乐所具有的感情教育功能，但是，匪石将中国国民的萎靡不振和不思进取归咎于社会俗乐的“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他说，雅乐既高尚慷慨，又和平强鄙，虽然不足以发挥国民“合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