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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家康心如 　　1890 年冬天，康心如出生在四川绵阳。当时，他的父亲正从陕西前往四川 彭山县去做县知事，一家人乘着一辆马车，沿着驿道奔驰。就在经过绵阳小镇的 那一天，这个家庭中又增添了第二个儿子。 　　父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他绝没想到，就是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重庆举足轻 重的金融家。 　　康家世代都有人做官，可也没出过什么大官。康心如的父亲最大只做到县令。 这样的官阶，下可以直接接触民间疾苦，上可以了解官场的腐败和没落，所以， 他一直倾向于变法维新，认为不改变现状，中国就没有出路。对于自己的子女后 代，他也主张接受西方科学、民主的教育，从这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长 子康心孚，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并且成了 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后来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家里有了个革命家，康心如在十一二岁时，就开始阅读新书新报。1906 年，康 心如考进成都的客籍中学堂。哥哥康心孚在书信中不断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年轻 的康心如也立志投身革命，在家乡开设了一家小小的粹记书庄，大量推销传播 哥哥从国外寄来的进步书刊。不久，康心如又来到当时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在 哥哥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1911 年，他也像哥哥一样东渡日本，考进了早稻 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除了学习，他还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对明 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大垄断资本集团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 为这种大规模实业的出现，是民族复兴的开端，也是谋求民富国强的出路。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成都病逝。康心如悲痛地赶回家乡奔丧。 他本打算办完丧事后仍回日本学习，可是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康心如毅 然放弃了继续出国深造的机会，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中，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道路。他和朋友们一起，在成都先后创办了 《公论日报》、《国民公报》等进步报 刊，宣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1913 年，康心如以《公论日报》京沪特派记者 的身份，由成都到上海，将上海、北京等地的革命讯息及时传送到四川。当时， 康心孚正在北京大学教书，在哥哥的支持下，康心如又在上海创办了 《雅言》杂 志，以学术刊物的面貌出现，不断发表抨击袁世凯复辟倒退的重头文章。同时， 他还兼任了四川浚川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职务，实际上成为他在金融界的最初的 操练。康心如发现自己对新闻和金融具有同样的兴趣，也自信在这两方面都有才 能。 　　袁世凯倒台后，康心如来到北京，与好友张季鸾一起创办了《中华新报》。 由于宣传革命，抨击北洋军阀政权，报纸被封禁，康心如和张季鸾竟被北洋军阀 逮捕，关了将近一年。 　　在监狱中，康心如仔细回顾了十几年来的经历，认识到凭自己过去那样的奋 斗，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在迷茫中一时找不 到出路。这时，他的大哥又不幸病逝，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到他的肩上。康心如 苦苦挣扎，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越来越差，最后不得不靠上当铺当衣物过日子。 康心如不得不开始寻找谋生的手段。 　　康心如并不缺少赚钱发财的能力，他缺少的是机会。严格地说，过去他一心 投身社会革命，根本没有注意过这种机会。现在，他不能不关注这种机会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1921 年，康心如的四川同乡、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到北 京，并且住进了康心如的家中。邓芝如的父亲和康心如的父亲是结拜兄弟，两家 的交往很深。邓芝如虽然是个土老财，但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也想在北京寻找 一个同外国人合资办银行的机会。康心如这时也接受了实业救国的思想，所以 热心地为邓芝如帮忙。当然，他也希望能在未来的银行中，为自己谋取一个小职 位，解决全家人的生活困难。 　　康心如原来有过银行工作的经验，对从事金融业也有兴趣。在寻找外资合作 的过程中，他对中国的金融业也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料定金融业在未来的经济 发展中会有大发展，而中外合资的银行就更加有利可图。在康心如的积极努力之 下，邓芝如与上海美丰银行的代表谈妥了在重庆设立分行的意向。不久，美丰银 行总经理、美国人雷文来到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签订了合资合同。在 谈判中，康心如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和才能，不但取得了邓芝如 的完全信任，而且也获得了雷文的赏识。双方一致认为，四川美丰银行要想搞好， 就不能缺少康心如这样一员干将。因此，美方和中方都邀请康心如担任这家新建 银行的协理。但是康心如却婉言谢绝了。 　　因为，按照规定，银行的上层领导人，必须由银行的股东担任。可是康心如 家境贫困，连饭都吃不好，哪里有钱来投资入股当股东呢？ 　　雷文舍不得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