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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过度商业化治理 摘要：“双减”政策推动了对校外培训机构过度商业化的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过度商业化主要表现为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组织运营、以单纯应试为目标的培训行为和以捆绑销售为手段的盈利策略，其成因主要包括家长阶层上升意愿强烈、教育“剧场效应”推波助澜和普职分流加剧教育竞争。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过度商业化，需要政府加大管控力度、培训机构积极转型、学校主动承担责任、家长提升教育素养。 关键词：“双减”;校外培训机构;过度商业化 校外培训作为主流教育的补充，有帮助学生完善自身、助力提高国家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价值;但在利益驱动之下,校外培训机构却逐渐走向过度商业化，对学校教育工作正常开展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都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2年7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1］。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校外培训机构的过度商业化治理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一、校外培训机构过度商业化的表现 （一）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组织运营 工具理性主义近年来被大力推崇，它强调行动受功利追求的动机驱使，并以此来谋求效果最大化。近年来，工具理性逐渐渗透于校外培训机构的组织运营理念之中，使校外培训走向过度商业化——把培训行为视为纯粹的商业交易，把学生与家长单纯视为客户;追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培训内容，缺少育人的责任感与教育的延续性。福斯特等人早就明确指出，应该把组织理论视为一门道德科学。无论学校教育还是校外培训，其组织管理都应该注重道德性，即所谓的“良知”——种对教育的敬畏与对人本身的关怀，过度商业化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此方面显然有所缺失。 （二）以单纯应试为目标的培训行为 校外培训机构为了吸引家长消费，逐渐招校外培训异化为应试教育的附属品，即为应试而设计培训内容，实施培训行为。换言之，它们是出于商业目的而迎合家长，并非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相较于学校教育侧重于学生整体知识网络建构和身心健康成长，过度商业化的校外培训机构更注重应试训练，但这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投机取巧，并不能引领学生实现真正的学习能力提升，学生进步多浮于表面，又或者带有某种特殊情境性、功利性，影响其之后的发展。简言之，以单纯应试为目标的培训行为其实是一种对学生成长极度不负责任的短视教育行为。但很多家长不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会因为校外培训“提分快”而趋之若鸯。 （三）以捆绑销售为手段的盈利策略 近年来，捆绑销售已经成为校外培训机构惯用的盈利策略。由于校外培训机构众多，家长可选择范围较广，校外培训市场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为了打压竞争对手，追求最大利益，校外培训机构多采用同质商品捆绑销售的举措，这样既可限制家长与其他机构接触，减少顾客流失，又可压减营销资金用于扩大市场份额。部分家长接受捆绑销售是因为这比单独购买更为优惠，然而这种“优惠”的真实性存疑一毕竟价格调整权更多由校外培训机构掌控。还有部分家长是因为频繁更换培训机构会增加精力消耗，故购买捆绑销售产品以减少麻烦，但是这很可能会导致家长与学生的权益受到损害一自由选择权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由于逃离成本过高或者根本就无从选择，反而会被过度商业化的校外培训机构所“俘获”⑵。 二、校外培训机构过度商业化的成因 （一）家长阶层上升意愿强烈 阶层流动是一个社会的应有状态，几乎所有人都追求向上的阶层流动。尽管接受教育不是实现阶层流动的唯一方式，但对于普通阶层而言，文化再生产依然是其走向阶层再生产的一条相对稳妥可行的路径。然而，在教育评价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背景下，校内减负使学生在校接受学科类教育的时间缩减，这就意味着学生的教育竞争优势难以通过学校教育得以稳定维持。因此，让子女通过校外培训接受补充教育甚至是超前教育获得教育优势，为阶层上升积累资本、规划道路，成为很多家长不惜代价送子女参加校外培训的重要原因。 （二）教育“剧场效应”推波助澜 “剧场效应”最早由卢梭提出，现多被用来泛指群体性地不守秩序、破坏规则，迫使每个人利益受损的异化现象［3］。这一问题在当下教育领域比较突出，很多家长都深陷这种非理性的竞争之中。尽管自教育部202x年启动全国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改革以来，我国一直都在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目标，逐步推动各地形成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学规则［4］,但优质学校的一些自主招生名额仍引发家长的激烈竞争。在此背景之下，部分培训机构大肆宣扬其能够通过针对性培训、联合式选拔等方式帮助学生通过优质学校自主招生选拔。一些家长本来准备让其子女通过正常的途径参与自主招生，但受其他家长抢占式报名、培训机构密集宣传的影响，最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