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视野下的教育改革困境.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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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民性”视野下的教育改革困境 ? ? Summary 不断进行改革探索是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制约教育改革的核心因素是“人”的因素,国民性中社会成员形成的相对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对教育改革会起到明显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从“国民性”的角度审视当前的教育改革,存在着权力至上、权利意识淡薄、机械照搬和非此即彼等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理性、科学地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要促进教育改革的民主化发展,不断赋权与教师,尊重教育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适应性规律。 Keys 教育教育改革国民性 “不断进行改革探索,是现代教育发展的突出特征和重要机制。”[1]而教育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涉及到教育观念改善、体制变革、课程变革等一系列理念转变、政策调整和利益分配问题。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应试教育”导致的“伪教育”乃至“反教育”问题进行了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教育改革举措。时至今日,我国的教育改革已步入“深水区”,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正如有学者提到的:“中国的教育改革经常是在困境中蹒跚前行的,其基本特征确实可以用人们在形容诸多社会实践时惯常使用的三个词来表达,即‘复杂性、曲折性、长期性”。[2]从多维角度分析出现改革困境的原因,寻找解决路径是当前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教育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制约教育改革的核心因素是“人”的因素。人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人是一定社会文化心理塑造的产物。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以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3]。或者说,“它是一个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4]。国民性中这些相对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对教育改革的推进会起到明显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一、教育改革困境的“国民性”审视 教育改革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密切。“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长期浸润而形成的社会心理,属于文化范畴。我们从“国民性”的角度出发来审视教育改革,不是说教育改革是由“国民性”决定的,而是说“国民性”与教育改革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潜在的影响和联系。笔者认为,在我国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国民性”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改革中的“权力至上”、“长官意志” 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都是建立在权力占有基础上,是一种以权力本位为基础的官本主义体制。在官本主义体制下,权力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社会越进步,尤其是民主法制越进步,官本位就会越淡化。但是由于当前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还不够完善,官本主义观念仍在社会各个领域有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集中体现为“权力主义”和“长官意志”。 首先,我国的教育体制决定了教育改革往往采取的是“政府官员+专家”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在权力主义意识的支撑下,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往往以改革真理的占有者自居,在所谓“专家引领”、“专家指导”的过程中以“言者”的身份出现,在改革的具体实施中搞长官意志,惟我独尊,我行我素,认为“他们的思想认识和行动方案就天然先进合理,其他人只要转变自己的教育观念,忠实执行改革方案,改革就可以大功告成”[1]。 其次,权力至上导致人们对“专家”的身份存在着过度的解读和夸大,缺乏专业分工不同、各就各位、各守本分的平等观念,毫无道理地将“理论研究者”、“教育学者”的身份生硬拔高,而将改革的直接实施者——教师,置于改革权力结构的最底层,傲慢地认为中小学教师的言与行是“浅显的”、“不深刻”的,继而教师仅仅成了教育改革政策的“执行者”和教育理论的被动“消费者”。事实上,大量教育专家自身的学习和研究过程是典型的“坐而论道”式的,缺乏对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的真正了解和参与,缺失了实践根基的“指导”、“引领”,很容易造成对实践本身的误读和误导。 2.教育改革中的“子民心态”、“权利意识”淡薄 “子民心态”是由几千年专制历史积淀形成的,其突出表现为国民性中的顺从、安于现状、重义务轻权利倾向。这种被胡适称为“文化惰性”的文化基因,现如今仍广泛地体现在我国的教育改革过程中。 首先,长期以来,“在道德光辉环绕下的教师一直生存于‘义务本位的重压之下,而教师作为专业人的权利诉求被忽视”[5],教师并未拥有与自身专业身份相称的专业自主权利,教师听命于教育行政机关、听命于学校领导,对课程编制无参与权、对教学安排无选择权、对教学决策无知情权、对学生评价无决定权等等。在教育改革中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要我做”的教育改革理念和政策落实好、贯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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