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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一、引言 2021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不仅是一种社会发展概念，更是一场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为标志的社会变革。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脱贫攻坚是实现共同富裕新征程的基础。到2020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全面消除，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时至今日，我国832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摘帽，脱贫减贫速度和规模令世界瞩目。然而，由于脱贫基础的脆弱性和返贫诱因的多维性，脱贫户、边缘户仍存在返贫致贫风险。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新发展阶段下，脱贫、扶贫工作已转化为防止返贫、走向共同富裕，常规化帮扶机制也必然向更具精准性、长效性的减贫手段转换。在此过程中，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以及更加合理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共同富裕政策体系的基础。而金融资本有效对接乡村产业振兴发展需求，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因此，丰富金融减贫致富理论，创新普惠金融减贫致富路径，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进程的现实需求。 金融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杠杆效应扩大扶贫效果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扶贫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先导力量。提升金融包容度，通过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以金融带动经济，再通过涓滴效应为中介机制将经济发展成果传导到贫困户，是我国脱贫工作实践中重要的扶贫途径。进入新发展阶段，贫困户的需求愈加零散多样，这需要普惠金融服务实现更为精准的金融扶贫，杜绝“返贫”。自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和相关政策以来，2013年到2018年间，年均脱贫人数均突破千万大关，减贫效果显著提升。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由此可见，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脱贫工作的开展，为脱贫群众致富提供了金融支持。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科技已成为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进行有效融合，衍生出一系列新型的金融服务形态，如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众筹以及互联网信贷等，统称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发展，是数字技术在金融行业的有效应用，为推进普惠金融改革创新和脱贫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2016年9月召开的G20杭州峰会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文件，正式将数字普惠金融列入重要议题，成为世界各国贯彻落实普惠金融战略的重要指南。2019年3月召开的“2019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大会”指出，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的焦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解决普惠金融现实难题的重要措施；会议进一步强调，数字普惠金融为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无法享受正规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消除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提供普惠金融的数字渠道（支付、保险、储蓄、信贷等），解决因“最后一公里”而造成的金融排斥，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交易成本，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因而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利用数字普惠金融脱贫攻坚提供了新的思路，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是先富带动、帮扶后富、消除相对贫困。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富作用值得深入探索和充分实践。 那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切实减缓了家庭贫困情况？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即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如何？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其传导机制又是怎样的？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对丰富减贫致富理论、拓展减贫致富路径，助力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减贫致富战略、缓解收入不平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国追求经济包容性增长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目前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减贫致富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尚未完全统一。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与现代数字技术的结合与应用，其本质上仍然属于普惠金融的范畴。多数学者认为，普惠金融对家庭贫困程度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发展普惠金融符合当前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条件。从缓解金融排斥方面来看，普惠金融通过针对性的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提升金融包容度，直接缓解贫困居民金融排斥。作为普惠金融的继承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突破了空间地理限制，提高了贫困人口的金融可得性，能够显著减轻家庭贫困状况。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金融服务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减轻家庭贫困程度。从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方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