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纪实影像类媒介记忆研究综述.docxVIP

? ? 后疫情时代纪实影像类媒介记忆研究综述 ? ? Summary：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1949年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媒介作用于个人、社会的角度来看，新媒体时代媒介对重大疫情的记忆建构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个特殊的背景下，考察媒体如何通过内容生产参与公众的记忆生产从而完成媒介的记忆书写与建构具有重大意义。在这其中，以短视频、纪录片等纪实影像为主的影像媒介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后疫情时代，纪实影像类媒介记忆的研究主要呈现为以下几种维度：媒介叙事、记忆建构、主流媒介与个体媒介记忆的辩证关系、媒介赋权问题。通过评述该研究存在的不足，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对媒介记忆问题进行反思，并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Key：后疫情时代；纪实影像；媒介记忆；研究综述 ：J952 文献标志码：A ：1674-8883（2021）21-0162-03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大规模的疫情纪实影像创作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从媒介记忆的角度探究纪实影像类媒介记忆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的建构情况。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 一、后疫情时代纪实影像类媒介记忆的研究现状 （一）抗疫纪实影像的媒介叙事 有别于以往在重大事件中主要以第三人称视角叙事的影像创作，这次疫情期间涌现了一大波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的影像。自疫情初始，民众就自发地记录下每一个经历过的真实瞬间，他们的个体记忆叙事为我们提供了疫情前期难以捕捉获取到的素材。 而在主流媒体制作发布的纪录片中，个体叙事的片段也随处可见。央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就采取了众筹模式，面向奋战在疫情一线的不同群体，征集他们的自拍视频，再由节目组剪辑制作后播出。 长久以来，在重大的灾难性事件报道中，报道对象往往是脱离于其所亲历的那个时空，媒体的报道好像不是为了关注受难的个体，而是为了呈现“故事”。受难者形象和故事的高度同质化造成了“可替换受害者效应”。在这种叙述话语之下，个体故事不是为了呈现人的特殊性，而是为了呈现事的普遍性[1]。 因此，当以第一人称平民化视角展开叙述的疫情纪录片出现在民间或官方的书写中时，当一个个普通的人被清晰呈现出来时，受众能够体会到媒体对人的关注和重视。这种以个体记忆为重的记忆叙事能够使受众在媒介记忆中找到更多与自身记忆的关联，由此带来一种记忆的亲历感，造就更好的记忆效果[2]。 （二）抗疫纪实影像的记忆建构 1.在视听语言逐渐成为主要传播形态的大趋势下，影像将改变人类集体记忆留存的方式，深度参与记忆建构的过程 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记忆与媒介的关系就密不可分。依赖于各种符号和中介，记忆得以保存和传播。纵观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作为不同的媒介形态，都是人类用来留存集体记忆和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在媒介技术尚未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字一直牢牢占据着记忆书写的核心位置。但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影像逐渐占据人们的视觉中心，成为书写记忆的重要方式。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也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和感知模式。因此，影像作为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模式最为贴合的媒介形态，逐渐超越其他的媒介形态，成为未来信息传播主流形态的这一发展趋势，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由此，就得到了影像记忆建构的理论逻辑路径，即“历史现实—影像书写—阐释建构—文化记忆—文明传承”[3]。 2.多种媒介形态共同作用，促成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相互交织、相互依存 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尽管个体记忆是主观的，但依然带有社会属性，个体记忆是在与他人、社会的互动中产生的。除非个体记忆被整合成有特定轮廓和意义的叙事，否则个体记忆就是碎片化的、无意义的，呈现出的仅仅是一些在时间上、空间上都缺乏连续性的零散画面[4]。通过整体连贯的叙事，散亂无序的个体碎片化记忆能够被整合成具有完整意义的集体记忆。 此次疫情期间，以疫情为主题的纪实影像大量涌现，第一次形成了大众普遍参与的媒介记忆书写情况。官方和民众都从不同角度记录了疫情之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民众生活的真实情况，从微观或宏观的不同层面展现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主流媒体更是有效整合了许多零碎的、杂乱的个人记忆，通过专业的影像叙事，建构了较为完整的集体抗疫记忆。普通民众也在广泛的媒体影像传播中实现了对疫情集体记忆的认同，由此疫情纪实影像类媒介记忆完成了对国家和民族关于疫情的集体记忆的建构。 3.抗疫纪实影像中深刻又有内涵的集体记忆能够转化成文化记忆，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财富而永远传承 美国学者芭比·泽利泽指出集体记忆具有过程性和历史特征。集体记忆经过时间的考